清代朱珏绘《赈饥图卷》（局部），描绘了清代官府设厂施粥、赈济灾民的救荒场景，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大旱之年，赤地千里，一个饿得皮包骨头的父亲，为了不让全家饿死，趁夜偷偷摸进富户的粮仓，偷了一袋救命粮。最终他被抓，人赃并获，按律当斩。但消息传到京城，皇帝却下了一道密诏：免死，刺配流放。为什么有罪之人得以免死？是皇帝大发慈悲，还是另有隐情？这道“赦”与“杀”的选择题背后，藏着古代统治者应对灾荒危机的智慧。

　　灾荒之年，往往是社会秩序最脆弱的关口。饥民遍野、人心浮动，零星的求食之举极易演变为群体性骚乱，危及王朝统治根基。因此，统治者秉承“乱世用重典”的原则，用严厉的手段震慑潜在的暴动者。若论严刑的极致，五代十国时期堪称典型。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刑罚之残酷令人咋舌。后汉时期，曾出台过“窃盗一钱以上皆死”的极端严刑。这虽是战乱年代的极端个例，但也反映了当社会动荡时，统治者似乎秉持着这样的治世理论：唯有最严苛的刑罚，才能快速压下蠢蠢欲动的侥幸与躁动。

　　入宋之后，社会承平，法度渐趋宽缓，但对灾年发生的群体性劫掠，依旧保持高压态势。朝廷将灾民结伙抢粮、对抗官府的行为定性为“啸聚”。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专门出台《盗贼重法》，并将黄河泛滥、流民聚集的京东、河北等地划为“重法地分”。律条明确：在重法区域犯强盗罪当死者，籍没家产赏予告发之人，妻子儿女连带流放千里之外。重赏告奸、株连家属，其惩处力度远超寻常州县，意在防微杜渐，遏乱于初萌。

　　不过，耐人寻味的是，北宋一边高悬重典，一边却又常有法外施恩的诏令颁下。例如，对饥民盗粮的宽免，在宋代留下了诸多具有代表性的记载。

　　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蔡州（今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遭遇灾荒，三百一十八名百姓走投无路，聚众劫掠富户存粮。依律，这批人全部当判死罪。当地知州张荣与推官江嗣宗斟酌再三，认为此事因饥馑而起，情有可原，最终只对为首数人处以杖脊之刑，其余从犯从轻杖责，并将处置方案上报朝廷。宋太宗览奏后，非但没有问责官员擅断，反而下诏褒奖，直言：“平民艰食，强取糇粮以图活命尔，不可从盗法科之。”可见，在帝王眼中，为活命求食的平民，不能与打家劫舍的强盗一概而论。

　　更能体现统治者权衡心理的，是宋仁宗的一纸密诏。天圣年间陕西发生大饥荒，饥民盗粮者甚众，按律皆处死刑。宋仁宗特地下诏：“持仗劫人仓廪，非伤主者减死，刺配邻州牢城，非首谋者又减一等。”并特意叮嘱，“密以诏书从事”。为何要“密诏行事”，而非公开大赦？个中深意，恰是治理的精髓所在：公开赦免，等于变相鼓励百姓借灾犯法，会消解律法的普遍权威，甚至诱发更多人跟风劫掠；可一概依律处死，又有违仁政本心，更易寒了民心、逼民造反。以密诏的方式在个案中从轻发落，既体恤了饥民的生存之艰，又守住了国法的公开底线，是一种务实的折中智慧。

　　这种“严中有宽、宽不失度”的裁断，并非宋代独有，其思想与制度渊源可追溯至先秦。《周礼·地官》所载“荒政十有二策”中，第三条便是“缓刑”。东汉经学家郑玄注解说，“凶年犯刑，缓纵之”，意思是灾荒之年百姓迫于饥寒触犯律法，应当暂缓追责、从宽处理。到了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学说，灾异被视为上天对苛政冤狱的警示。皇帝作为“天子”，如果治国无道，天就会降下旱、蝗、水、疫等灾异来警示。所以，一旦发生水旱灾害，皇帝的第一反应是“罪己修德”，反省施政得失，随即下诏录囚，复核积案、平反冤滥、轻罪赦免，以宽刑省狱感召和气，达到“弭灾”的目的。

　　看似矛盾的“赦”与“杀”，实则是传统荒政一体两面的治理逻辑，二者泾渭分明，并行不悖。“赦”的对象，主要是迫于饥饿、没有暴力反抗的普通饥民，特别是那些“偷”而不是“抢”的，以及亟待安抚的“流民”。对他们施以“缓刑”、辅以赈济，可以迅速收拢人心，让他们不至于彻底绝望，走上反抗的道路。“杀”的对象，主要是带头闹事、杀人放火、组织“啸聚”的首犯和骨干。对他们施以“重法”，是为了杀一儆百，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

　　说到底，古代灾年的司法抉择，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道德题，而是一道权衡利弊的治理题。律法不是冰冷的条文，不能不顾人间疾苦；仁政也不是无底线的纵容，不能牺牲秩序根基。真正高明的治理，从来不是在“赦”与“杀”之间单选一边，而是在两难的困境里，既守住法度的尊严，也护住人心的温度。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