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7月至2026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35万余件。海量司法实践彰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优势。

　　□26部现行法律、30个省级人大常委会作出检察公益诉讼授权，为检察公益诉讼探路。

　　□数百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持续呼吁立法并积极建言献策。这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生动实践。

“老百姓的心里话变成了国家法律条文”

——代表委员接续建言，检察公益诉讼法在实践淬炼中诞生

　　2026年11月6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高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公益诉讼法》。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护领域的生动实践和原创性成果，检察公益诉讼法正是这一原创性成果的法制化。这部法律的出台，既是落实党的二十大“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决策部署，也是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年接续建言、推动专门立法的郑重回应。

　　在2023年，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的共识集中显现。大会共收到相关议案17件，由699名代表领衔或联名提出，占全体代表总数的23.5％。同年，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这背后，是全国检察机关砺行12年的公益诉讼司法实践。

　　海量司法实践彰显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优势

　　山东省微山县湖兴村地处南四湖流域核心保护区。这里的渔民有个朴素的记忆：家门口那条曾经漂着垃圾的黑水沟，从2022年开始变清了，南四湖的水能直接映出云影。

　　2022年，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数据显示，南四湖流域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历史上首次达到100％。这一结果，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办理的南四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公益诉讼案（下称“南四湖专案”）密切相关。

　　记者了解到，除南四湖专案外，最高检直接立案办理的一系列流域治理公益诉讼专案中，还包括横跨三省五县的万峰湖专案、涉及3500条通航干支流的长江船舶污染专案、流经七省区的珠江流域水环境治理专案等。办案积累的经验，对同样面临流域治理挑战的国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26年1月，最高检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签署了合作备忘录，推动经验共享；5月，南四湖专案入选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案例库；10月，万峰湖专案入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中国生物多样性金融优秀案例（2026）第一批案例。

　　“这些奖项实至名归。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荣誉本身，更在于中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获得国际专业共同体的实质性认可。”长期从事环境资源与公益诉讼研究的武汉大学副校长、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说，“跨区划流域治理是世界性难题，其根源在于行政的分割和标准的不一。南四湖专案通过推动鲁苏皖豫四省统一流域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为破解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方案的核心经验，就是依托检察一体化机制，将个案协调上升为跨区域管辖与协作规则，实现了从‘分治’到‘协同’的转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案例库的收录意味着，以法律监督激活流域协同治理的路径，被确认为可借鉴的制度样本。”

　　自2015年7月至2026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35万余件。案件范围从最初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四个领域，拓展到个人信息保护、反电信网络诈骗等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效能和优势日益凸显。

　　2020年初，浙江省杭州市检察院率先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监督。这一举动引起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助残志愿者协会会长吕世明的关注。同年9月，最高检与中国残联赴浙江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专题调研，时任中国残联副主席的吕世明指出：“杭州市检察机关的实践，开创了全国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的先河，为长效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值得在全国推广。”

　　此后，最高检总结“杭州经验”并向全国推广。在江苏、杭州、上海等地出台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地方性法规，均设有检察公益诉讼条款。在吕世明等代表的持续推动下，检察公益诉讼被写入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这部法律实施3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已办理无障碍环境建设领域公益诉讼案件9300余件。”吕世明满意地说，“检察公益诉讼让法律从纸面走向现实。”

　　2026年9月8日，国家药监局公布第八批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试点名单，3671种药品被纳入试点。其背后是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协同努力。

　　“字小如蚁”的药品说明书，困扰着许多老年人。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新闻出版发展基金会理事长戴茵提出药品说明书适老化改造的建议。最高检以此为线索启动专案办理。

　　专案办理的阶段性成效，凝聚了社会共识，也赢得立法机关的支持——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写入：“要求药品生产经营者提供语音、大字、盲文、电子等无障碍格式版本的标签、说明书。”

　　2024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在新加坡总检察长讲堂上，分享了这个温暖的检察公益诉讼故事。

　　“2024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7届会议，通过了中国代表多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这是联合国首次就这一专题通过决议。2026年10月5日，第63届会议再次通过中国代表多国提出的同名决议。”吕世明说，“这意味着，中国的无障碍环境建设，从本土治理成果上升为国际人权共识，它为全球弱势群体权益保障与老龄化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思路。”

　　26部现行法律、30个省级人大常委会作出检察公益诉讼授权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最高检发布“益路长征·赓续守护”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其中，湖南省检察机关督促保护散葬烈士墓行政公益诉讼案，引起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张家界市质量计量检验检测中心主任王涯的关注。他说：“保护好散葬烈士墓，就是守护党的根脉和民族脊梁。”

　　诋毁英雄烈士、质疑英雄事迹真实性的行为，曾引起社会各界愤慨谴责。在2017年全国两会上，251人次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建议通过立法加强对英雄烈士的保护。2018年4月27日，英雄烈士保护法颁布，首次以单行法形式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该领域公益诉讼的职能。截至目前，已有26部法律规定了公益诉讼条款。

　　在推动将检察公益诉讼条款写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过程中，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自来水有限公司职工夏吾卓玛等少数民族代表深入基层收集民情民意，多方呼吁、聚力推动。

　　2026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时，夏吾卓玛建议，通过检察公益诉讼保护民族文化和民族公共利益。看到“促进民族团结进步”被纳入检察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后，她高兴地说：“老百姓的心里话变成了国家法律条文。我要带着打印好的检察公益诉讼法，到隆务老街、麦秀林场周边的牧民院落，给乡亲们翻看，让各族群众听得懂、用得上。”

　　夏吾卓玛也是一名“益心为公”志愿者，她经常到牧民中间倾听群众诉求。在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她反映的传统围栏难以有效阻止棕熊入侵的问题，引起最高检关注。该事项属于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范畴，检察机关依托野生动物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国家公园法等法律规定，推动多方协同履职，在青海多地布设脉冲式电子围栏，通过“心理阻碍”实现了80％的阻隔率。2026年7月，该治理模式获评2026年度“全球世界遗产教育创新卓越之星案例”，为全球人与动物和谐共生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范例。

　　近些年来，通过检察公益诉讼，越来越多代表委员走近检察机关、关注检察工作。全国人大代表、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古清月清晰记得2021年全国两会上的一个细节：“在审议最高检工作报告时，我提议开展机场净空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我注意到，从建议提出到最高检答复，再到检察工作报告补充了监督专项，不到24小时。这速度，绝对的战斗力！”

　　这次经历，让古清月更加关注检察公益诉讼，并且领衔提出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议案。看到检察公益诉讼法将“国防利益保护和军人权益保障”纳入案件范围后，她满怀期许：“相信随着检察公益诉讼法的颁布施行，对军事设施、军事和国防利益的保护将更加行稳致远。”

　　代表的持续关注与推动，不断丰富着检察公益诉讼实践，而地方人大常委会则以专项决定，在国家立法尚未覆盖的领域，为检察公益诉讼探路。湖北走在了最前面。

　　2019年，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其中明确开展公益诉讼“等”外领域探索。时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晓鸣说，这份决定厘清了人大、政府、监察机关、法院、检察院等各方权责，直面司法实践中的堵点，为检察机关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提供了制度保障。近年来，全国共有30个省级人大常委会相继出台专项决定。

　　“十余年间，检察机关积累了大量实践样本，赢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广泛认同。”中国政法大学二级教授王灿发说，“以专门立法固化检察公益诉讼改革成果的过程，是健全公益保护规则体系、完善检察监督制度的过程，也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生动实践。”

　　检察公益诉讼从“授权实践”迈向“专门立法”

　　“我们太需要这样一部检察公益诉讼法了。”全国人大代表、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印萍深情地说，“2019年，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我和团队就参与其中，依托科技力量，为公益诉讼提供可量化、可验证的损害赔偿依据。七年了，我们从理论研究真正走进司法实务，从调查、评价到司法保护，深度参与了百余起检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推动检察公益诉讼立法。”

　　印萍两次在全国两会上领衔提出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议案。当看到“鉴定”被写入证据收集途径后，她格外高兴：“这为海洋生态环境公益保护和技术鉴定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我们会继续与检察机关携手，助力公益保护。”

　　面对检察公益诉讼法的出台，作为公益诉讼形象大使的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同江市电子商务和互市贸易服务中心主任刘蕾，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原始人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行政人力资源部行政专员黄美媚，满怀“如愿以偿”的喜悦。

　　“伊玛堪（赫哲族独有的曲艺说书形式）已经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实践中仍存在监督边界模糊、保障不足等难题。”刘蕾说，“这些年跟着检察官深入一线、参与办案，真切感受到检察公益诉讼的制度优势。我在2023年领衔提出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议案，期待专门法律破解实践难题。”

　　黄美媚多次参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办理，深知程序的科学性直接关系办案质效。她在2024年领衔提出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议案，建议完善公益诉讼程序。看到公益诉讼法完善了相关程序，黄美媚表示“很有成就感”。

　　在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写入检察公益诉讼法案件范围过程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巴莫曲布嫫是重要的推动者之一。她持续关注对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保护，多次向检察机关移送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并出具书面论证意见。

　　在多方努力下，2023年，“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2026年6月，她参与推动的“‘以人民为中心’构建大文化遗产观——法治赋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系统性保护”项目，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公布的亚太地区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保护创新实践案例。

　　巴莫曲布嫫说：“把文化遗产保护写入检察公益诉讼法，与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相契合，也与生态环境法典倡导的弘扬生态文化相呼应。”

　　为推动将“用人单位等侵害众多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写入检察公益诉讼法案件范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原主任吕国泉在2025年、2026年连续提出两会提案。

　　“劳动者权益的实现状况总体是好的，但在一些地方，权益被侵害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而且呈现系统性、技术性、隐蔽性、同质性等特征，普遍存在举证难、维权成本高等难题。”吕国泉说，“依靠个体诉讼，难以触及深层治理结构，即使打赢官司，也难以遏制同类侵权行为反复发生。将劳动者权益保障纳入检察公益诉讼法的案件范围，凝聚了多方共识。期待检察公益诉讼法施行后，能够真正用起来、见实效，让劳动者切实感受到法律就在身边。”

　　应邀列席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罗天，用“骄傲”“幸运”“激动”三个词，概括了目睹检察公益诉讼法出台的心情。

　　“作为一名‘益心为公’志愿者，我参与并见证了检察公益诉讼推动象鼻山摩崖石刻的保护。通过检察机关的履职担当，我真切感受到维护公共利益就是维护人民的利益。”罗天说，“检察公益诉讼法的出台，必将为这项民心工程注入强劲法治动力，让公共利益保护更有力量，更具广度、深度和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