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代表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我对检察公益诉讼法出台感到由衷的高兴！检察公益诉讼法的制定正逢其时，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制度层面，它改变了检察公益诉讼法律依据分散、领域零散的局面，让检察公益诉讼有法可依、有规可循。在治理层面，它有效打通了司法监督与行业治理、社会治理的衔接壁垒，有利于推动形成公共利益保护的协同共治格局。

　　检察公益诉讼法充分吸纳基层治理经验和代表建议，明确将“用人单位等侵害众多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等法律规定的特定群体权益保障”“无障碍环境建设”等纳入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领域，实现了公共利益保护的广覆盖、系统化、法治化。

　　这些领域也是多年来我十分关注的。从食药安全领域的“舌尖上的安全”，到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权益保障，看似领域不同，实则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如何用法治手段守护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2025年3月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我领衔安徽团30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议案，呼吁加快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同年10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时，我有幸列席会议参与审议，并建议增加“劳动者权益保障”作为独立的公益诉讼领域。我提出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的议案和建议，在此次专门立法中都得到了较好回应。

　　检察公益诉讼法的制定，为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检察公益诉讼职责、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对保障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积极稳妥开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该法落地实施后，我对检察机关履职尽责、深耕公益保护满怀期待，希望检察机关以法律施行为契机，锚定法治护航社会治理、守护公共利益的核心定位，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向规范化、精准化、长效化高质量发展。

　　（整理：全媒体记者吴贻伙）

史玉东代表

　　作为连任两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我有幸见证了检察公益诉讼从试点落地、正式入法，再到推进专门立法的关键几年。

　　内蒙古是我国首批检察公益诉讼试点地区，生态类型多元、保护任务繁重。履职这些年，我数次跟随检察机关深入林区、草原、沿黄流域实地调研，目睹公益诉讼检察官以检察建议、提起诉讼为抓手，积极构建“专业化监督＋恢复性司法＋社会化治理”的生态治理模式，推动一片片草原复绿、一处处矿山“伤疤”修复、河湖生态持续向好，真切体会到检察公益诉讼在守护生态环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独特优势。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我与内蒙古代表团其他代表共同提交了关于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议案。那一年，多个代表团或者代表联名提交了相关议案。一份份议案背后，是全社会对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的强烈期盼。

　　此后，我持续跟踪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发展完善，把目光投向民生关切的食药安全领域。今年全国两会上，我就此提出建议：建立以“修复受损公益”为核心导向的赔偿金计算标准，让惩罚性赔偿不只是纸面规定，真正落到守护百姓舌尖安全、保障民生公共利益的实处。这条建议在立法审议过程中受到关注，为这类实践探索预留了制度空间。

　　站在新的发展阶段，为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可以说是时代所需、民心所向，现实意义尤为突出。其一，是将制度优势固化为法律权威，专门立法将检察公益诉讼实践成果转化为更坚实的法律依据。其二，是为公益保护划定清晰边界，如“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等法律规定的特定群体权益保障”，既“锚定重点”又“预留空间”。其三，是强化制度刚性，夯实检察机关履职保障。法条明确了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权，并为这些措施配上“牙齿”——对拒绝、阻碍调查的行为规定了相应法律后果，这将有力保障检察机关查清事实、有效保护公益。

　　立法只是起点，关键在于落实。我希望检察机关继续深化跨区域协作，进一步强化“数字赋能”，运用大数据筛查跨区域风险线索，让科技为区域协同监督插上翅膀。同时，坚守诉前优先的工作导向，以最小司法成本获取最佳治理效果。

　　（整理：全媒体记者沈静芳）

印萍代表

　　2019年，我以人大代表和海洋地质科研工作者的身份，走进了检察公益诉讼的办案现场。从涉案湿地的生态属性之争，到海洋公益诉讼的法律适用之困，再到古树名木“有禁令、无标准”的保护困局，我感受到检察官主动担当、积极作为的公益情怀，也亲身体会到他们面临的现实困境：当年，由于缺少刚性法律依据，仅靠协商推动，办着办着就没了“路”。现在，检察公益诉讼法的出台，把这一切拉上了法治的轨道。作为一名见证者、参与者，我深感这一步走得不易，也走得正当其时。

　　检察公益诉讼立法期间，我提了不少的意见建议。这背后，是我看到的公益诉讼检察官在守护公益路上遇到的一个个具体难题。2019年，一起滨海湿地公益诉讼案在“案发地是否曾经是湿地”的认定上存在争议，我作为湿地专家，通过现场勘验、出具修复评估报告，帮助检察机关确认了湿地属性。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相关单位投资数千万元专项生态资金，用于实施湿地修复。

　　办案过程中，我了解到检察机关在海洋生态环境领域，单独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依据不明确，制度效能难以充分释放。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我提交了《关于进一步明确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起诉主体的建议》。2022年“两高”出台《关于办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采纳了建议的部分内容。近年来，我联合山东团代表联名提出“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等议案，并多次参加研讨，持续建言。

　　检察公益诉讼法这部法律的意义，在于把“可以协商的事”变成“必须依法办的事”。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系统规定了案件范围、调查核实权、诉前程序、起诉与执行等核心制度，使检察公益诉讼从分散授权、个案探索走向了规范发展的轨道。对公益保护而言，这意味着不再依赖“一事一议”的推动，而是有了可预期、可检验、可追责的法律标尺。

　　检察公益诉讼法正式实施后，我希望检察机关持续能动担当，将法定调查手段、办案程序用足用好，坚持依法规范履职。作为人大代表，我将持续下沉一线，收集反馈基层情况，助力检察公益诉讼这条法治轨道越走越宽、越走越实。

　　（整理：通讯员张阜昊）  

方燕代表

　　我长期深耕老年人权益保障、涉老法律援助与公益法律服务一线，真切感受到公共利益保护的现实短板。在老年群体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普通民事诉讼、个案维权往往“治标不治本”。

　　在一次陪家中老人就医过程中，医院无障碍坡道过陡，导致推轮椅过程中险些发生摔倒意外。此后我实地调研多家医疗机构，倾听老年群体的真实诉求，发现在就医过程中，老年群体存在诸多不便。基于这段经历，我在2022年全国两会上联名30位代表提出了关于制定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议案。后续我建议，将无障碍环境建设明确纳入检察公益诉讼的法定领域，让检察公益诉讼来监督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落地实施。很欣慰的是，我的这一建议如今已被检察公益诉讼法吸纳。

　　过去，检察公益诉讼相关规则散见于多部单行法律之中，缺乏专门统一立法，案件领域边界、办案程序标准不够清晰。我多次参与立法座谈、基层专题调研，看到基层检察干警守护公益的担当，也看到受限于制度碎片化，不少群众急难愁盼的公益问题难以实现源头根治。正是一件件鲜活的基层案例，促使我多年持续调研、提交议案建议，坚持不懈推动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

　　如今检察公益诉讼法正式出台，将十余年试点探索形成的成熟实践上升为国家法律，实现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体系化定型。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分列的案件范围设置、规范化闭环的诉前程序、强化调查核实权保障，以及对特定群体权益的倾斜保护，直击以往实践中的堵点难点，推动检察公益诉讼从经验办案转向规范履职，从个案修复迈向系统治理。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检察公益诉讼法实施之后，我最深的期许就是这部法律能够真正“用得好、落得实”。期待检察机关坚守公益初心，聚焦民生保障与特定群体权益保护，把法律赋予的调查手段、法定程序用足用好；同时恪守法治边界，做到监督有度、履职规范。要用好诉前磋商、“益心为公”志愿者检察云平台，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构建检察、行政、社会多元协同共治格局，实现公益损害高效修复。

　　（整理：全媒体记者刘钊颖）

黄超代表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长期关注检察公益诉讼工作，这份关注源于基层调研中看到的现实困境。不少损害公共利益的事件关系千家万户，却常常面临维权主体缺位的难题。

　　而让我真正坚定推动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信念的，是了解到的一起流域生态保护案。当地河道污水直排、岸线遭到破坏，多次专项整治后问题反复反弹，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推动系统治理，河道环境得到显著改善。该案让我真切体会到检察公益诉讼的独特治理价值，同时也让我看到制度依靠试点、零散法条运行的短板，办案边界、程序、协同机制缺少统一法律支撑，基层办案遭遇诸多现实困惑。由此，我持续调研走访，不断为专门立法建言献策。

　　我印象最深的是跟着检察官下沉到一线调研，基层检察官向我吐露，很多案件诉前沟通进展顺利，但面对拒不整改、虚假整改情形，缺少刚性约束。跨部门协作更多依靠沟通协调，缺少制度保障。我把现实的痛点梳理形成立法建议提交后，全国人大、最高检专门与我进行沟通，逐条吸纳意见。

　　检察公益诉讼法的出台，是我国公益司法保护的里程碑。它将十余年试点改革成果法定化，补齐了公共利益保护法治短板，把民生关切纳入了法治保护轨道。新法中，诉前程序法定化、整改执行闭环、多方协同共治、拓展新型公益保护、规范全流程办案这几项制度设计，是我最为看重的内容，兼顾监督力度与办案温度。

　　新法落地之后，我期盼检察机关坚守为民初心，聚焦民生重点领域办案，坚持源头治理，做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我也期待检察机关能够用好这部法律赋予的制度空间，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文化遗产保护等重点领域，积极稳妥探索预防性检察公益诉讼办案标准、证据规则、风险判定机制，推动治理理念从事后修复向事前预防转变，实现防患于未然。

　　（整理：全媒体记者刘钊颖）

黄美媚代表

　　我长期关注检察公益诉讼立法工作，深知检察公益诉讼法的出台，是对十余年检察公益诉讼实践的系统总结与立法升华，从此，检察公益保护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而是朝着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的刚性制度迈出了决定性一步。

　　作为浙江省检察公益诉讼形象大使，我多次参加检察机关组织的调研视察、案件回访等活动，走进办案一线了解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踏勘荒山野岭，推动零散烈士纪念设施集中管护；参与古祠保护听证，助力千年古建筑及时排险修缮；深入锂电生产车间，推动锂电生产行业搭建数智预警防线，守护群众身边的公共安全……这些案子办得扎实，但如果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把诉前程序、调查权、修复标准固定下来，这样的守护就可能因执行标准不同而起伏。

　　正是这些一线调研中反复出现的“不确定”，促使我在2021年全国两会上提出对检察公益诉讼进行单独立法的建议。2024年全国两会，我又联合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共同提交了关于加快推进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的议案，把制度定位、案件范围、调查措施等内容写入其中。

　　真正让我感到立法近了的，是2025年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参与草案审议的经历。审议过程中，我重点就诉前程序优化、公益修复标准等内容提出意见建议，期盼这部法律能够贴近办案实际、贴合群众需求，不让程序冗余影响公益保护的“黄金时机”。这些建议后来在立法进程中得到了回应。

　　此次检察公益诉讼法审议通过，公益保护将形成更有力的制度遵循。这意味着，那些“法律监督能管、而且能够精准规范治理”的事，今后有了更稳定的预期。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制度的价值在于落地。我相信，随着检察公益诉讼法落地生根，公益保护将更有力度、更有温度，绿水青山、红色根脉、公共安全等公共利益，也将在法治轨道上得到更持久、更稳定的守护。

　　（整理：全媒体记者史隽 通讯员金佳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