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24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王某、谢某敲诈勒索案公开开庭审理，最高检第四评议组观摩庭审。

今年5月，办案检察官黄敏与办案组成员归纳案件办理经验。

　　“双十一”购物节将至，各大电商平台促销正酣。消费者在享受网购便利的同时，相关配套法律规定也在保护着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设立惩罚性赔偿，便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核心要义，其立法初衷在于赋予普通消费者监督市场的“利剑”，提高经营者欺诈违法成本，倒逼市场主体诚信经营。

　　然而，却有一批被称为职业索赔人的不法分子，背离维权本质，将法律条款异化为牟利工具，其购买商品并非出于生活消费需要，而是以投诉举报要挟商家赔款。

　　近日，记者从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获悉，该院就办理了这样一起“职业索赔人”的敲诈勒索案——王某伙同女友谢某，在9个多月里有目的性地批量下单并投诉索赔，涉案1118笔订单，金额达11万余元。经该院提起公诉，今年7月22日，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判处谢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案件办结后，在北京市检察院指导下，朝阳区检察院结合办案经验，形成案件审查指引，进一步厘清合法维权与刑事犯罪的边界，为全市同类案件依法办理提供可操作的标准。目前，已有同类案件参照该指引正在办理中。

　　酒店前台收到神秘包裹

　　2025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北京某酒店前台收到一件快递，收件人是王某，包裹内有一瓶洗发水，价值50多元。前台按流程登记后，等客人来取。可这件包裹在酒店前台放了一周，始终无住客领取，最终在十余天后，被统一转寄到了外省某地，和一箱箱从未拆封的日用品汇合。

　　同一时期，朝阳区一家线上商超平台的客服部门频繁收到“王先生”发来的投诉。投诉内容高度格式化，索赔要求如出一辙：每单500元。

　　这两条看似毫不相干的线索，最终让王某这个职业索赔人被数智赋能大模型精准“画像”，牵出其9个多月通过1118笔订单、累计索赔11万余元背后的敲诈真相。

　　原来，2022年，王某开始接触所谓的“打假”课程，逐渐摸清了如何寻找商品宣传中的“漏洞”。实践中，他盯上某线上商超平台中宣传带有某类功效、但包装上没有对应资质的商品。由于其居住地并无这个线上商超，他下单时把收货地址填为北京各大酒店的前台，等包裹送达后再统一转寄到他在外省的住处。

　　不赔钱就不撤投诉

　　“我的要求很简单，每单500元，共41单。你们可以慢慢讨论，但我的投诉不会撤。”2024年6月，王某以某品牌洗发露宣传某功效但无药品资质为由投诉索赔，当平台客服与其取得联系时，他强硬地说道。

　　为什么要分单购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分单，就是为了让每一单都“够上”500元的赔偿门槛。最终，平台向王某支付了相应的钱款。得手后，王某如法炮制，先后针对4款商品发起4轮投诉索赔314单，累计得手11.65万元。

　　2024年11月，王某在一次索赔中与平台签订了和解协议，承诺不再就同一商品投诉。但他并不想放弃这个“生财之道”，而是联系女友谢某，让她用自己的账号下单42笔，并指挥她向平台投诉。谢某照做后，平台针对她在北京辖区的18笔订单赔付8500元。收到赔偿款后，谢某将其中的5000元转给王某，剩余3500元留在自己账户中，供王某后续索赔购买商品使用。

　　一个月后，王某把“生意”做到更大规模。这一次，他和谢某共同下单764笔，支付5万余元，向平台提出“一口价35万元，否则就向法院起诉”的条件，但这次商家没有妥协。最后，市场监管部门经调查认定，部分涉案商品确实存在虚假宣传问题，商家被处以4万元罚款，但同时明确告知王某：“非因生活需要购买上述商品，不符合举报奖励条件。”

　　这一次，王某一分钱也没拿到，但他没有因此警醒并收手。2025年3月，他再次下单40笔，又一次提出索赔。

　　王某不知道的是，他的每一次下单、每一次投诉都在信息系统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轨迹。数智赋能大模型经对全市海量投诉举报数据分析，精准勾勒出他的“人员画像”——高频投诉、格式化内容、模板化诉求，已经锁定其为全市突出职业索赔人员。

　　五重异常证明这是敲诈

　　朝阳区检察院经调查核实、会商研判，认为王某、谢某二人系以索赔之名掩盖非法牟利目的，涉嫌刑事犯罪，于2025年10月22日向市场监管部门出具《建议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函》。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后，侦查随即启动。同年11月17日，公安机关决定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王某、谢某立案侦查。今年3月16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至该院审查起诉。

　　“王某、谢某的种种表现和普通消费者存在极大的差异。”朝阳区检察院检察官黄敏告诉记者，面对1118笔订单、跨越9个多月的“流水线式”操作，办案组归纳总结出二人的“五重异常”：选品方向异常——专门寻找存在虚假宣传的低价日化类商品；购买数量异常——同一商品分单购买，少则几十单、多则上百单；收货地址异常——全部为酒店前台而非个人或家庭日常居住地；投诉频率异常——购买后未拆封即投诉，投诉内容格式化、模板化；下单方式异常——将本可一次性完成的订单拆成多个独立小单，利用每单法定最低赔偿额垒高索赔总额。

　　“他对化妆品和药品的监管分类非常清楚，投诉的时候比商家还清楚法律法规。这不是维权，是把法律当工具，把投诉当生意。”黄敏介绍，以上述“五重异常”为基础，检察机关进一步厘清了该案的法律逻辑，即王某、谢某二人不具备消费者身份。“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个人，而他们找假买假、买而不拆、买而不用，买的不是商品，是‘索赔的资格’。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主张惩罚性赔偿的权利基础。”办案检察官说道。

　　更重要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适用的前提是“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而欺诈的核心在于消费者因经营者的虚假宣传而陷入错误认识、作出本不会作出的消费决定。但该案恰恰相反——王某不仅没有被误导，反而对相关法规了如指掌，他在系统性地“寻找”问题商品而非被动“遭遇”问题，属于“找假买假”。惩罚性赔偿制度保护的是那些因经营者的欺诈行为而权益受损的真实消费者，而非将法律异化为牟利工具的职业索赔人。

　　谢某的供述印证了检察官的上述判断。她承认知道王某从事的是“职业打假”，而非因生活所需购买商品，她下单购买的商品均是在王某的要求下进行，由王某操作投诉，而且王某教她在接听回访电话时如何向商家索要赔偿。检察机关认定王某系主犯，谢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审查起诉阶段，谢某自愿认罪认罚，主动退缴了全部违法所得8500元。

　　今年4月16日，朝阳区检察院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王某、谢某提起公诉。6月24日，该案公开开庭审理。

　　记者了解到，该案也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评议组在北京听庭评议的案件之一。庭审中，谢某自愿认罪认罚，王某辩称自己的索赔行为系正当维权。公诉人围绕敲诈勒索罪构成要件，以行为异常点为突破口，从三个层面展开论证揭示两名被告人的行为本质，还通过多媒体示证清晰展示王某向被害单位索赔的录音、传授职业打假技巧的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王某当庭表示认罪认罚。

　　让消费者维权有路、经营者兴业安心

　　“生产经营者的违规应当由行政监管机关去纠正，这不是任何人借维权之名实施敲诈勒索的理由。”朝阳区检察院检察官陈莹璐告诉记者，法院经审理对二人作出前述有罪判决。

　　案件办结后，该院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涉案企业在商品宣传审核、在售商品监测、异常投诉应对等方面存在的管理漏洞，向涉案企业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完善事前合规审查机制、强化事中动态监测防控、提升投诉识别应对能力，从源头提升合规经营水平，共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与市场监管部门专门建立职业索赔线索移送绿色通道，针对同类型犯罪行为进行打击，规范消费维权秩序，保障经营主体合法权益。该院还受北京市检察院指导，结合该案办理经验，起草《牟利性职业索赔敲诈勒索案件证据审查指引》，围绕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从主体身份、客观行为、主观目的、共同犯罪及主从犯认定等维度明确证据审查重点。

　　“‘双十一’是消费旺季，也是各类恶意索赔行为易发多发时期。我们提醒广大消费者，依法积极理性维权，依法依规主张权利；也提醒经营者，诚信经营是底线，但在遇到恶意索赔时要敢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陈莹璐表示，检察机关将继续以高质效履职，依法惩治以维权为名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行为，让消费者维权有路、经营者兴业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