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就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系统部署，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纲领性文件。《决定》全文先后出现58处“监督”表述，勾勒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监督矩阵。这套监督体系以党内监督为主导，统筹各类监督力量一体发力，其中大量制度安排、任务部署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深度交汇，为检察监督融入全面从严治党大局、服务党的自我革命开辟广阔空间。

　　锚定体系定位：检察监督是全面从严治党监督矩阵的重要支撑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以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作为法律监督的主体框架，依法一体履职、综合履职，与党内监督同频共振、相得益彰，推动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准确把握《决定》赋予的新使命新任务，理顺检察监督与党内监督衔接机制，推动监督链条闭环贯通，是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与推进检察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的重大时代课题。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是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复合系统，党内监督居于主导地位，各类监督协同配套，共同构成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保障。《决定》提到的58处“监督”，清晰呈现监督体系的结构层次：党内监督是根本性、第一位的监督，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干部监督聚焦选人用人、干部教育管理，紧盯从严治吏关键环节；在此基础上，统筹纪检监察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形态，推动各类监督联动融合。在这一体系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是司法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党内监督性质有别、功能互补、目标同向。党内监督立足党章党规，重点监督党组织和党员遵守党的纪律、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规范权力运行情况，着力解决管党治党中的纪律、作风、责任问题；检察监督立足宪法法律，核心任务是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聚焦公权力行使、行政执法、司法活动、公共利益保护中的违法问题，以法治方式纠治违法、惩治犯罪、防范风险。二者并非彼此割裂，而是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在监督领域的具象体现：党内监督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线索，按法定程序移送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中发现党员涉嫌违犯党纪或公职人员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或有关党组织等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实现纪律约束和法律约束双向贯通，确保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宪法定位决定了检察机关是专门实施法律监督的国家机构，其监督职能集中体现为刑事检察监督、民事检察监督、行政检察监督、公益诉讼检察监督，构成“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的履职格局。刑事检察监督是惩治腐败犯罪、推动公权力廉洁运行的重要一环，检察机关依法对监察机关移送的职务犯罪案件开展审查起诉，履行审查逮捕、提起公诉、诉讼活动监督职能，依法惩治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职务犯罪，通过追诉犯罪形成强大震慑，筑牢反腐败法治防线。民事检察监督聚焦虚假诉讼、裁判不公、执行违法等突出问题，针对少数公职人员利用民事程序搞利益输送、串通谋私等行为，通过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等方式纠正错误裁判。行政检察监督发挥“一手托两家”的独特作用，一方面监督行政诉讼公正开展，另一方面紧盯行政机关不作为、乱作为，监督纠正行政违法行为，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公益诉讼检察监督从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聚焦国有财产流失、生态环境破坏、公共资源监管缺位等情形，督促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依法履职，针对监管失职、权力失范等问题推动源头治理。

　　“四大检察”职能各有侧重、一体履职，聚焦规范公权力运行，与党内监督形成有机贯通、相互协调的制度格局。党内监督重在“治纪”，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把纪律挺在前面；检察监督重在“治法”，以法定程序、证据标准、司法规则评判行为合法性，追究违法犯罪法律责任。二者目标一致，都是规范公权力运行、遏制腐败、保障党的执政根基稳固，共同推动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确保管党治党既符合党章党规要求，又坚守法治底线，实现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纪法贯通、法法衔接。

　　紧扣全会部署：《决定》赋予全面从严治党全新使命任务

　　《决定》围绕权力制约、腐败治理、源头防控、数字监督作出一系列部署，与检察监督职能紧密呼应，为检察机关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中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指明方向。《决定》提出，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这为检察监督明晰了履职着力点。权力运行既需要党内纪律约束，也离不开法治框架下的常态化法律监督。检察履职嵌入侦查、审判、执行等环节，对权力运行全过程开展合法性监督，及时发现权力越位、缺位、错位情形，以检察建议、纠正违法、提起诉讼等方式纠偏纠错，推动权力配置、行权流程、权责边界制度化、规范化。

　　《决定》明确要求，抓实以案促改促治，对重大案件中发现的行业性系统性腐败问题进行专项治理，通过查处案件健全制度机制，消除权力运行漏洞、监管盲区、制度空白，形成监督、办案、整改、治理闭环。这与新时代检察机关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的履职导向高度契合。检察机关办案不局限于个案办理，而是注重从个案中提炼共性问题，深挖行业监管漏洞、制度缺陷、廉政风险，向有关单位和部门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开展行业专项整治，补齐监管短板，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助力构建办案、监督、整改、治理一体化闭环，推动反腐败从个案查处向系统治理延伸。

　　《决定》强调，把握腐败新动向新特点，深化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推进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建设，提高反腐败穿透力。数字时代，腐败行为日趋隐蔽、跨领域交织，传统监督方式面临挑战，数字赋能成为各类监督提质增效的共同方向。检察机关深入推进数字检察建设，在办案中依托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对行政执法数据、司法办案数据、公共资源交易数据、国有资产监管数据开展比对筛查，自动发现异常线索，精准识别隐性腐败、监管漏洞、权力寻租线索，打通与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的数据协同通道，以数字赋能监督提升发现违法犯罪线索、预警廉政风险的能力；加强与数字纪检监察体系的联动，共同提升反腐败精准度和穿透力。

　　一系列制度部署表明，检察监督已不是单纯的司法办案活动，而是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承担专门法治保障功能的重要板块，检察机关服务党的自我革命的使命更加神圣、职责更加清晰。

　　强化协同赋能：构建检察监督与党内监督贯通协调工作格局

　　检察机关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应当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推动检察监督与党内监督有机衔接，厘清执纪与司法的边界，构建功能互补、程序顺畅、闭环完整的监督链条，确保检察权始终在宪法法律框架内规范行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检察监督融入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根本原则。检察机关应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自觉把法律监督工作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确保监督方向、监督重点、监督节奏同党中央部署保持一致，把党的领导贯穿法律监督全过程。

　　在衔接机制上，应健全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线索移送、会商研判、案件衔接、成果共享常态化机制，清晰划分执纪与司法边界。纪检监察机关处理党员违纪或公职人员职务违法犯罪问题，适用党章党规党纪和有关法律，开展纪律审查、监察调查；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坚持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程序公正。对党员干部违纪但不涉嫌违法犯罪的，由纪检机关依规依纪处理；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监察机关调查终结后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中发现党员涉嫌违犯党纪或者公职人员涉嫌职务违法、职务犯罪的线索，应当按照规定移送纪检监察机关或者有关党组织等，做到线索双向移送、程序有序流转，既不越权替代党内监督，也不回避法定监督职责，实现执纪和司法既边界清晰又有效衔接。

　　应推动两类监督功能互补、协同增效，打造全链条监督体系。党内监督侧重事前教育提醒、事中日常管控、事后纪律处分，侧重常态化政治监督、纪律监督；检察监督侧重事后法律追责、诉讼监督、违法纠正，同时依托检察建议开展事前预警、源头防控。二者协同形成教育提醒、纪律约束、法律追责与整改治理的完整链条，既发挥党内监督管住绝大多数的优势，又发挥检察监督对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刚性约束作用。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必须坚持依法监督，恪守权力边界，规范调查核实、制发检察建议、提起诉讼、诉讼监督等各项监督行为，全面准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健全检察权运行制约监督机制，主动接受纪检监察监督、人大监督、群众监督，坚决防止监督权力自身失范，确保每一项监督活动合法合规、客观公正。

　　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检察机关应持续深化对宪法定位的理解把握，统筹推进“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紧紧围绕全会部署要求，聚焦权力运行监督、腐败系统治理、数字赋能监督、纪法衔接贯通等重点任务，主动融入全面从严治党大局。持续推动检察监督与党内监督贯通协调，保持功能互补、程序衔接、合力同向，以高质效法律监督助力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不断提升对公权力监督制约的整体效能，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