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态环境法典（下称“法典”）第6条将“系统治理”确立为基本原则，实现了对环境保护法（已废止）综合治理原则的规范升级。这一转变的现实动因在于碎片化立法与部门分割、多头监管的实践困境，理论逻辑在于环境法范式的整体转型。系统治理原则以生态学规律与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为科学机理，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系统观与生命共同体理论为法理基础，以宪法生态文明条款与法典体系为规范依据。在规范内涵上，该原则于文义维度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治理主体的协同性，于体系维度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等原则功能互补，于目的维度承载破解立法碎片化困境、确立整体保护机制、统筹保护与发展的三重目标。在执法层面，系统治理原则为统一监督管理、跨区域协调、河湖长制等制度提供解释框架，对排污许可、规划环评、处罚裁量提出系统考量的要求，并经由部门协同与公众参与等程序机制，保障执法过程的系统性与开放性。在司法层面，该原则可在漏洞填补与原则权衡中作为裁判依据补充适用，作为解释基准指引不确定法律概念、责任构成要件与诉讼程序规范的解释，并对责任方式的择取、赔偿范围的确定与调解协议的审查形成裁量规制。经由上述两个层面的展开，系统治理原则得以贯通法典的规范结构与实施机制，成为衡量执法与司法活动是否符合法典精神的重要标尺。

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付新华：

强化智能体数据安全风险法律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