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赋权的同时

将调查权置于法治轨道之上

——访武汉大学副校长秦天宝

　　检察公益诉讼法第十六条至第十九条进一步细化了检察机关调查权行使的相关规定，武汉大学副校长秦天宝在接受《检察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条款既回应了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件的现实需求，也充分兼顾了各方关切，体现了立法的审慎与平衡。

　　检察公益诉讼法第十六条明确“人民检察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有权调查收集证据”，并确立“依法、客观、全面”的调查原则。

　　秦天宝认为，调查权的立法确认是公益保护的制度基石。“在公益诉讼所保护的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等领域中，公共利益受损事实往往具有隐蔽性、专业性和跨区域性特点，证据的收集与固定直接关系到公益保护能否落到实处。立法确认检察机关的调查收集证据权，是对公益诉讼制度运行规律的尊重，也是对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代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制度保障。”他表示，同时应当看到，“依法、客观、全面”三项原则的并列，本身即构成了对调查权行使的规范约束。“依法”强调程序法定，“客观”要求不偏不倚，“全面”要求兼顾有利与不利证据。这一原则设计表明，立法在赋权的同时，始终将调查权置于法治轨道之上，体现了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立法理念。

　　在调查方式方面，秦天宝认为，检察公益诉讼法相关规定是必要手段与法治边界的统一。法律第十七条以列举方式规定了询问、勘验、检查、鉴定，查阅、复制、调取有关文件和资料等必要方式，同时明确不得采取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强制措施。在秦天宝看来，这一规定体现了两个层面的立法考量——

　　一是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调查手段，是保障公益诉讼实效的客观需要。面对行政机关、企业等主体，若无相应的调查方式，取证工作将难以有效开展，公益保护也可能流于形式。

　　二是明确排除人身强制与财产强制措施，则划定了调查权的法治边界。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调查权不同于刑事侦查权，不具有人身强制和财产强制的属性。这一边界设定，既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权力规范运行的关切，也确保调查权在必要、适度的范围内行使。此外，“等必要的方式”的兜底表述为实践留出了空间，而“必要”二字亦构成实质约束，相关具体适用有待在配套规范中进一步明确。

　　在保障调查权行使方面，检察公益诉讼法第十九条针对妨碍调查情形的处理作出相应规定，明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协助，不得拒绝或者阻碍，并针对不同主体设置了相应的保障机制：对以暴力、威胁、聚众围攻等手段阻碍调查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拒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该行政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通报。

　　在秦天宝看来，这一分层设计的制度意义在于：对一般社会主体的妨碍行为，依托治安管理处罚和刑事追责的既有制度通道加以处理；对行政机关这一特殊主体，则通过监察通报和上级监督的路径施加约束。这种分类施策的安排，既提升了调查权的刚性保障，有助于解决实践中调查取证刚性不足、影响公益保护效果的问题，又充分顾及了检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职权边界，避免了权力配置上的体制性冲突，体现了立法的务实与克制。

　　“检察公益诉讼法关于调查权的规定，在赋予检察机关必要调查手段与设定规范边界之间保持了审慎平衡，在强化调查保障与尊重职权分工之间实现了合理兼顾。”秦天宝说，总体而言，这一制度安排，既体现了对检察机关履行公益诉讼职责的充分支持，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权力规范运行的普遍期待，为公益诉讼制度的有效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随着法律的贯彻实施，相关配套规范和实践经验将进一步丰富，调查权制度也将在运行中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