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您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对一个人、一家企业意味着什么？

　　11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一批检察机关办理刑事立案监督案件典型案例。这批案例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原因在于，检察机关围绕“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等问题，进行实质性、精细化审查。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如何提高法律监督精准度、力度和深度？这批典型案例通过对三个核心问题进行拆解和回应，给出了答案。

　　第一个核心问题，是关于“刑民界分”：是刑事犯罪，还是民事纠纷？

　　记者采访获悉，近年来，向检察机关申请刑事立案监督的案件中，存在大量定性有重大争议的刑民交叉案件。其中，诈骗类案件占比较高。

　　从行为表象看，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往往呈现高度相似性。以案例一张某翔合同诈骗立案监督案为例——

　　张某翔运营的多家培训机构，因经营不善倒闭后，他仍接手多家少儿培训机构，向74名家长收取预付学费。检察机关查明，张某翔明知资金、经营能力已严重不足，在物业方发出清退通知后，谎称第三方团队接手培训机构，仍收取培训费，涉嫌合同诈骗犯罪。

　　“我们准确查明张某翔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甚至精准区分了其犯意产生的具体节点，为后续立案监督、准确定性夯实了基础。”上海市松江区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主任应亦然表示。

　　在办理类似案件时，如何查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准确区分是合同诈骗，还是民事纠纷？

　　在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厅长陈鸷成看来，关键是善于从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实中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侵财犯罪主观方面的一般构成要件，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的基础性问题。罪刑法定原则要求认定犯罪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反对客观归罪，这对于准确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尤为重要。”陈鸷成说。

　　这批典型案例还观照了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刑事立案监督案件有关情形，不让犯罪分子成为“漏网之鱼”，有利于增强司法公信力。比如，在案证据无法证实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时，不局限于“立案”或“不立案”两个选项，而是厘清客观行为，另行引导取证方向等。

　　“就刑民交叉案件的复杂程度来说，这批典型案例法律关系复杂，呈现出较为完整的民商事外观，实质审查难度高，不仅犯罪行为方式具有典型性，检察机关的办案方法也具有较强的学习参考意义。”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检察官兰楠表示。

　　第二个核心问题，是关于“表象与本质”：是单独作案，还是共同犯罪？

　　记者注意到，案例二孔某翔强奸立案监督案发布后很快登上了微博热搜榜。该案受到广泛关注的一个原因在于，其生动阐释了检察办案如何找准找实监督的着力点和突破口，从而增强监督的针对性、实效性。

　　让我们来复盘一下具体案情：2024年2月，孔某翔与高某某（案发时13周岁）共谋，把11岁的李某某骗到宾馆。孔某翔提议玩转盘喝酒游戏，将李某某灌醉直至失去意识，二人先后实施性侵。然而，被害人仅指控高某某，没有指控孔某翔。孔某翔未被立案侦查。高某某因案发时未达刑事责任年龄，公安机关未予立案。

　　在办理此案过程中，检察机关不止于审查在案证据，而是在发现孔某翔行为异常后，对孔某翔事前积极筹备、事中全程在场、事后明显串供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审查，综合判断这不是高某某单独作案，而是一起共同犯罪案件。再进一步，通过在被害人胸部擦拭物中检出孔某翔DNA分型，实现对孔某翔利用未成年人实施性侵的恶性犯罪的精准惩治。

　　“该案给我们的启示是，司法机关办理相关案件，不能被言词证据的表象所迷惑，要关注前后行为之间的关联性，研判在场人员的异常举动，重视监控、生物物证等客观证据的印证作用，进一步构建‘事前、事中、事后’的审查框架，核查是否存在共谋邀约、策划分工、协助实施、事后串供包庇等行为，比如甄别成年人是否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等，防止部分共同犯罪人员脱罪。”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怀胜认为。

　　今年7月召开的第十六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强调，“在监督程序中增强亲历性，以亲历性保障准确性、实效性，在监督结果上增强实效性”。该案正是践行这一部署要求的实践例证。

　　第三个核心问题，是关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是“猥亵他人的治安违法行为”，还是强制猥亵罪？是“利用职务便利”，还是“利用工作便利”？

　　提到“强制猥亵罪”，不少人可能会想到殴打、威胁等传统强制手段。但实践中也有特殊情况。

　　以案例五冯某强制猥亵立案监督案为例，方某某左臂局部麻醉的手术结束后，两位主刀医生先行离开，手术室里只剩下男护士冯某和术后身体活动受限的方某某。冯某以整理衣物为由，伸手触碰了方某某的胸部与下体。公安机关以该案无暴力、胁迫等传统强制手段，被害人未明确反抗，属于一般猥亵行为，作出治安处罚决定。

　　对此，检察机关综合手术室隐蔽性、私密性较强，被害人麻醉术后认知判断减弱，医患呈现不对等的强弱地位等因素，认定冯某的猥亵行为具有强制性，超出一般猥亵行为的范畴，已涉嫌刑事犯罪。

　　除了“罪与非罪”的认定，准确区分“此罪与彼罪”，也是刑事立案监督中遇到的一个难点。

　　以案例八陈某盗窃立案监督案为例，陈某在章某清经营的电竞酒店担任前台工作人员期间，将酒店房间内31张电脑显卡拆卸后擅自出售，非法获利11万元。

　　实践中，犯罪行为人利用工作条件侵财的行为，易出现定性误区。该电竞酒店属于个体工商户，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自然人”的特殊经营形态，不属于职务侵占罪的被害单位；通过秘密拆卸方式获取显卡，并非“合法持有后拒不退还”，不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

　　检察机关准确甄别“利用职务便利”与“利用工作便利”，精准界分侵占罪与盗窃罪、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以涉嫌盗窃罪对陈某提起公诉，获法院判决采纳，使犯罪分子罚当其罪。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提高法律监督精准度、力度和深度”被明确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2026年工作安排”部分。这令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律师协会会长、云南建广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慧印象深刻。

　　“上述典型案例是检察机关提升法律监督精准度、力度和深度的生动实践，对纠正案件定性偏差、统一司法尺度具有实务指引价值。”在张慧代表看来，“准确把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界限，注意审查案件是否存在‘以罚代刑’‘降格’处理问题，是高质效办好每一个立案监督案件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