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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老师”身后事:遗体捐献如何守住尊严
时间: 2026-11-16 07:32   作者:易得香 李国民  
新闻来源:正义网

张宇轩制作

  ◆“握不住他的手没关系,我们可以握头骨”。一句轻佻配文,让摆拍“大体老师”的医学生骤然成为舆论风暴中心;在骨骼标本上“死了骨头还被我玩”的字迹,更刺痛了公众的神经。众多声音指出,“大体老师”被这样对待,谁还敢捐献遗体?有人甚至撤回了遗体捐献协议。

  ◆一名遗体捐献者的家属发声,称戏谑“大体老师”事件伤害的,不仅是家属,每个捐赠者的家庭、有捐献意愿者都会产生悲愤和失望,更击碎了整个社会对遗体捐献事业的信任。

  ◆类似事件其实早已有之。受访专家指出,遗体捐献领域内存在长期积累的多方面漏洞,包括遗体接收单位在生命教育和标本管理上缺位,捐献者家属在遗体接收、使用上缺乏查询和知情的稳定渠道,以及规定有关部门职责、捐献全流程标准、捐献者家属权利的法规至今仍然空缺。

  ◆长期以来,“大体老师”一直是支持医学教育、托举医者成长的宝贵资源,但在医学界依然非常稀缺。捐献者家属和受访专家均强调,遗体捐献事业必须法治化,以保障其长远发展,让公众继续认同这份事业。而医学界应具有的职业精神、对人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要比法律规定的高得多。

  “握不住他的手没关系,我们可以握头骨”。一句轻佻配文,让医学生骤然成为舆论风暴中心;而骨骼标本上“死了骨头还被我玩”的字迹,更刺痛了公众的神经。

  被戏谑的,是被医学界尊称为“大体老师”的遗体捐献者。愤怒之外,更需追问:戏谑事件,到底伤害了谁?暴露出哪些系统性问题?当捐献者把身体交给医学,有没有制度能守住他们的尊严?又如何守住?

  “大体老师”被冒犯、戏谑

  10月14日,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一名2026级新生在解剖实验课后,给“大体”标本头骨戴上黑色眼镜并拍摄照片,之后发布朋友圈,配文“握不住他的手没关系,我们可以握头骨”“有学问的大体老师”。

  几乎与此同时,另一张疑似医学生在“大体老师”骨骼标本上写轻佻文字的图片也传播开来。图片显示,骨骼标本上有蓝色字迹,写着“你好可怜哦!死了骨头还被我玩!”

  10月29日,该校发布情况通报,称已对涉事摆拍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给予校纪处分,取消年度评优评先资格。10月30日,该校再次回应,将从生命伦理教育、标本全链条管理、教学管理责任三个方面开展整改,并明确回应在骨骼标本上写字的人不是该校学生。

  此番表态未能平息争议,反而被质疑处罚太轻。许多网友认为,学校处分与摆拍行为能造成的社会伤害、法律风险并不匹配,作出戏谑行为的医学生应负法律责任,以维护遗体捐献者的尊严。

  追责是否过罚相当?

  中国卫生法学会理事、中国政法大学医药法律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鑫告诉记者:“现在并不清楚学校给予的内部处分到底是什么,批评教育肯定不算处分。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处分程度至少应是留校察看。”

  “遗体捐献协议本身,隐含着捐献人‘遗体仅用于约定的教学科研用途、不受亵渎、不被公开拍照传播’的默示承诺。侮辱遗体者,要承担民事责任。”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岳表示。

  依据民法典,死者的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不过,记者从捐献者家属处了解到,针对亲人的遗体流转到何处和是否发生了不当对待遗体的行为,目前缺乏信息查询渠道,家属无从知晓,也就无法及时主张法定权利。在维护遗体捐献者尊严的实践中,这一法条几乎形同虚设。

  在相关刑事责任上,刑法修正案(九)明确,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关于摆拍“大体老师”的行为是否触犯刑法,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家林认为,涉事学生更可能是出于猎奇、寻求刺激、博取关注等心态,对自身行为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主观上未必有贬损逝者尊严的意图,尚难以认定具备侮辱尸骨罪的主观故意,其行为未达到侮辱尸骨罪的入罪标准。

  戏谑“大体老师”伤害了谁?

  作为遗体捐献者家属的邱嘉秋,第一时间关注到了摆拍事件,霎时间悲愤交加。

  “我的父亲就是长沙人,年轻时来到北京,在新闻单位工作了大半辈子。2016年遗体捐献刚推广不久,父母就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我尊重他们的意愿,立刻就同意了。”在北京一家咖啡厅里,邱嘉秋向记者回忆起往事,“2018年,父亲患癌症去世。我按照他的心愿,在北京的医院办理了遗体接收手续,与他作了最后的告别。”

  捐献后,对于家人的遗体是如何被用于医学研究的,邱嘉秋和母亲一直不愿细想。“我们甚至无法想象那个实验室的样子。我的印象中,父亲自然是活生生的、和我们交谈的样貌,而不是冷冰冰地躺在那儿。”邱嘉秋的声音略有颤抖。

  摆拍事件以一种无法想象的方式,刺激了邱嘉秋的记忆。“此恶性事件击碎了家属的信任,让我、我的家人,以及无数遗体捐献者家属陷入巨大不安。”怀着悲愤的心情,他以遗体捐献者家属的身份,在家中写下了一封公开信,于11月2日发布在“真实影像”微信公众号上。

  “关于父亲,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勇气下笔,但面对这件突如其来的事件的冲击,我却告诉自己一定要站出来。不能当作捐献者家属不存在、不愤怒,以为我们或社会被动接受了这种行为。”邱嘉秋说。

  除了家属,曾签署过遗体捐献协议的厉先生也在摆拍事件后向记者表达了不安和忧虑,“出了这样的事,我们还敢捐献遗体吗?”正在考虑捐献遗体登记的李女士也表示,这件事让她陷入犹豫和担忧。

  “这件事伤害的,不仅是我个人,我相信每个捐献者的家庭、有捐献意愿者都会产生悲愤和失望,更击碎了整个社会对遗体捐献事业的信任。”邱嘉秋对记者说。

  摆拍事件和写字事件发生后,“‘大体老师’被这样对待谁还愿捐献”“我后悔介绍朋友做‘大体老师’”“医学生侮辱‘大体老师’不是第一次”等话题频频冲上微博热搜。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签了捐献七八年,后来撤了。”“这样的人,如果未来穿上白大褂,又怎能让人相信他会心怀悲悯、护佑生命?”

  多方面漏洞需要填补

  实际上,医学生戏谑、侮辱“大体老师”不是第一次。2024年10月,内蒙古医科大学一学生被曝手举“大体老师”头骨微笑合影,配文“医学生无所畏惧”,并上传至社交平台。

  “我们看到的这些事件仅是被报道出来的,现实中可能还有类似情况和问题。”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卫生法学与医学伦理学系主任睢素利指出,此类事件暴露出遗体捐献领域内长期积累的多方面漏洞。

  具体来说,这些漏洞存在于哪些层面?涉及谁?

  作为遗体接收单位,医学院校在生命教育和标本管理上双双缺位。

  刘鑫解释道:“我相信解剖实训教室的墙上,大概率张贴着规范条文,关键是有没有落实到位。教学现场的老师负有很大责任,既然让学生接触‘大体’标本,就该在事前把敬畏之心、纪律要求讲清楚。”

  王岳则直言:“摆拍事件出现,不只是学生‘不懂事’,说到底,还是学校规章制度缺失、虚置,学校教育、管理缺位,导致多重防线的失守。”

  作为利害攸关的监督者,捐献者家属在遗体接收、使用上,则缺乏查询和知情的稳定渠道。

  在邱嘉秋的公开信中,他写道:“无数跟我一样的遗体捐赠者亲属,都想知道,捐献出去的遗体,流转去向是否合规、使用全程是否被敬畏对待,而目前家属缺少稳定、可落地的溯源查询渠道。”

  “这不是仅仅为了满足遗体捐献者家属的知情权,也不是要给医学教育、医学生施加压力,而是建立一个事前防范的监督渠道,防止恶性事件再发生。这种溯源其实也是一种威慑。”邱嘉秋解释道。

  作为遗体捐献事业规范发展的强制性保障,规定有关部门职责、捐献全流程标准、捐献者家属权利的法规至今仍然空缺。

  依据家人捐献遗体的经历,邱嘉秋指出,目前红十字会负责遗体捐献的动员、登记、转运等工作,医科大学、综合性高校内设的医学院是重要遗体接收机构,卫健委、教育部门对其的主管责任又存在交叉,相应管理、教育、监管职责都应在法律制度中细化。

  采访中,睢素利提到了与遗体捐献有交叉关联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她指出:“捐献遗体可以约定用于教学科研,也可以用于组织或器官移植。遗憾的是,《条例》并没有覆盖到用于科研教学的遗体捐献。”

  法治保障不能缺位

  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我国累计捐献遗体6.9万余例。长期以来,遗体捐献一直是支持医学教育、托举医者成长的宝贵资源。

  “但目前‘大体老师’在医学界依然非常稀缺,捐献遗体的人仍是极少数。”受访专家指出。邱嘉秋发现,尽管登记遗体捐献的人不少,但最后真正完成捐献的,远不到一半。

  近两年,邱嘉秋悼念父亲时,发现周围的遗体捐献者家属在变多,“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们对死亡的认识、对生命的认识在不断加深。遗体捐献变多是好事情,如果因为冒犯、侮辱‘大体老师’事件频发导致遗体捐献事业受阻,真的很遗憾”。

  邱嘉秋和受访专家都认为,遗体捐献事业必须法治化,以保障其长远发展,让公众继续认同这份事业。“仅仅追究某一方的责任是没有意义的,法治保障跟不上,阻碍遗体捐献事业发展的瓶颈就很难突破。”邱嘉秋表示。

  在法律制度建立上,刘鑫建议,可以由国家卫健委、教育部、中国红十字会等部门共同制定规章制度,这包括:遗体捐献登记和档案建立,例如明确捐献时间、捐献遗体者的身份,给“大体”标本编号使其对应到具体的人,记录教学使用情况与接触人员等;捐献者家属的权利,如赋予其瞻仰权和吊唁权,以及了解学校使用标本的权利;遗体接收单位的权利义务,学校对捐献的遗体只有管理权,不能把它视为学校的财产来对待,且要做好“大体”标本保护工作,不能出现磨损问题或侮辱事件,还应定期给家属反馈标本使用情况;红十字会负有意愿登记、统筹协调、监管职责,当近亲属的瞻仰权无法得到保障或遗体接收单位有失职、违规行为时,可以追回遗体或不再继续分配遗体给相关机构;法律责任,即违法犯罪行为发生后,对应的处罚措施等。

  “相关部门应各司其职,最好有一套跨部门机制,有关于遗体捐献、接收、使用的全流程规范,最好还有公众监督的入口。”邱嘉秋补充道。

  具体到学校这类遗体接收单位,王岳强调,不能只停留在事后处分学生,要完善实训场所的管控规则、摄像禁令、标本溯源管理机制,明确主体管理责任。

  “不过,医学界要认识到,法律要求只是底线。医学生和医务人员应具有的职业精神、对人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比法律的要求要高得多。”睢素利告诉记者,对“大体老师”的敬畏,应该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有赖于生命教育、法治教育和医学伦理教育的完善与加强。

  她建议,增强生命教育在教学中的比重,在解剖课前增设专门性的课程或在日常教学中加入相关内容,提升师生对遗体捐献事业的信任与支持水平。

  “对‘大体老师’的敬畏,是一个更坚实的遗体捐献事业的根基。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面向全社会宣传普及遗体捐献的法律与伦理。”王岳最后说。

扫码看遗体捐献者家属的公开信


别让遗体捐献信任链条被冒犯磨损

李国民 

  “宁愿医学生在我身上划上千刀万刀,也不愿在患者身上划错一刀”——云南大理一位93岁老人,生前曾是名医,去世后转做“大体老师”,这句话,是老人决定捐献自己遗体时,留给亲人的(据2021年7月12日《工人日报》)。

  “我的爸爸去长江大学做‘大体老师’了,希望遇到他的医学生,能好好待他”——湖北松滋一位普通老人,生前做了一个不普通的决定:捐献遗体,这句话,是他的女儿在完成父亲遗愿后,说给医学生的(据2026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两句朴素的话,却有万钧之重。反观近期接连发生的冒犯、戏谑“大体老师”事件,怎能不让人如芒刺背、如鲠在喉!

  给“大体老师”头骨戴眼镜摆拍、在骨骼上涂写“死了骨头还被我玩”,仅仅是“玩梗失度”吗?不,这是对“以身为灯”的大不敬,是对托付、信任的背叛!遗体捐献原本就紧缺,而捐献者和家属最大的顾虑,恰恰是遗体不被尊重。当捐献者家属看到“大体老师”被当成朋友圈的玩物,他们会是何等心痛和不安?那些正在犹豫是否在捐献登记卡上签下名字的人,也只会因此默默把笔放下。

  信任的坍塌是无声的:一个连“无言良师”都不愿敬畏的人,公众凭什么相信他日后面对病床上的患者时,会突然生出仁心?遗体捐献的信任链条一旦被冒犯、轻慢反复磨损,最终为它买单的,是每一个可能躺上手术台的普通人。

  根源不在于某个学生一时的顽劣。解剖学第一课的默哀与鞠躬,本应是医学生关于“人”的第一课,但当伦理教育仅仅停留在仪式层面,而没有进入日常的课堂管理,敬畏就成了一件可以随时脱下的外套。更深一层,遗体捐献至今缺乏国家层面的专门法律法规,标本从接收到使用、再到善后,中间存在大量“不清楚”“不负责这一块”的模糊地带。敬畏缺席的地方,往往正是规矩悬空之处。

  治理的路径,说到底就是让敬畏不再只依赖偶然的自觉。相关法律法规要尽快完善,对冒犯、侮辱遗体的行为真正亮出牙齿,该追责的必须果断追责。制度机制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给每一间解剖实验室都立下覆盖全流程的硬规矩:谁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接触标本,拍照传播的红线划在哪里,责任人是谁,白纸黑字,不给“不清楚”留任何余地。而人文教育必须从开学的第一堂课贯穿到每一次实操,让医学生在握住那块骨头之前,先知道这曾经是一个人的全部,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最珍贵的馈赠。

  敬畏生命从来不是一门可以“结业”的课程,它是白大褂底下那根不能断的线。一旦这根线断了,那句“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也就成了医学难以承受之重。

[责任编辑:李佳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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