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检察制度创立95周年。九十五载风雨兼程,红色检察基因一脉相承;九十五载接续奋斗,人民检察事业始终与党同心、与民同行。即日起,本刊推出“人民检察制度创立95周年”特别报道,通过寻访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的亲历者、见证者回望九十五载峥嵘岁月,讲述红色检察故事,传承红色检察基因,激励当代检察干警从人民检察奋斗历程中汲取前行力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续写人民检察事业新篇章。
端砚为证,从“新”起笔
——记原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李六如


李六如的孙子李金涵在人民检察博物馆参观。

端砚背面的铭文记述了受赠始末。

毛主席赠予李六如的“古井”端砚。
人物档案李六如(1887年—1973年),湖南省平江县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税务局局长,国家银行副行长、代理行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延安行政学院代院长、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热河省政府秘书长、中共热河省委常委、东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东北司法部部长、法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代检察长、党组书记等职,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冬日的湖南省平江县汨罗江畔,李六如故居静立江边。来往游客常在一方端砚(复制品)的展柜前停下脚步。砚台不大,墨痕已旧,正面刻着“古井”二字,背面则记录了端砚的来历——毛主席在延安时赠予李六如的。那时,李六如担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为毛主席撰写《论持久战》搜集、摘抄材料,身边没有砚台,就拿一只小香炉凑合,常常弄得一身墨迹。毛主席发现后,笑称“炉中自有大乾坤”,并把自己珍藏的一方古井端砚给了他。此后无论走到哪里,李六如都把砚台带在身边。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后不久,毛主席把时任东北司法部部长的李六如叫到中南海菊香书屋,交办一件事:拟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组建任务交给你。李六如那年62岁。彼时,关于检察机关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党内认识并不统一。有人主张检察机关应隶属政务院,纯属行政部门;有人干脆提议只保留名字,不单独设立机构,不配备专职干部,检察业务一律由公安机关兼办。
从菊香书屋出来,李六如接手了这项几乎要从头开始的工作,那方砚台也跟着他回到北京。正是在它的陪伴下,李六如踏上了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奠基之路。
从富商之子到“红色财神”
为什么是李六如接手了这项任务?在位于最高人民检察院香山办公区的人民检察博物馆,李六如的孙子李金涵带来一摞厚厚的书籍和老照片,向记者说起爷爷的故事。
故事开始于平江县加义镇泊头村的一座湾里大屋。那是一座占地6000多平方米的老宅,64间房,24个天井。1887年,李六如出生于一户富商家庭。1918年从日本留学归来,他带着“实业救国”的想法回到泊头村,变卖家产,着手创办救贫工厂。工厂没办成,他又转向教育,在平江兴办平民学校,后来到长沙推动平民教育运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21年秋,李六如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成为平江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1922年,毛泽东把编写工人识字教材的任务交给了李六如。李六如便跑到安源煤矿,多次下井和矿工待在一起。他回忆矿井下的感受,只用了四个字:“人间炼狱”。回来之后,他废寝忘食地编写《平民读本》。这套小册子从1922年到1924年再版了四次,在湘、鄂、赣、粤发行量很大,成为许多工农最初读懂“为什么穷、为什么要革命”的那本书。
再往后,李六如走进了另一间从“新”开始的屋子。1931年至1934年,李六如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税务局局长及国家银行总行副行长、代理行长等职务,被称为“红色财神”。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他服从安排留守后方,参加中央政府后方办事处工作,在赣南山区坚持游击战争。
“爷爷办工厂先变卖家产,编教材先下矿井,到了苏区管税务、管银行,他仍然是从最基础的事务做起;后来组建检察署,他也是从一张桌子、几个人开始。”李金涵说。
李六如的大半辈子,都在没有现成样子可学的地方着手,习惯从最底下那一层把事情做起来。而毛主席交办的组建任务,正需要这样一个人。这个习惯,像那方端砚一样,跟着他走进一间又一间从“新”开始的屋子。
“门外汉”也能成为“行家里手”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正式任命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同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李六如及蓝公武为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
毛主席交办的组建任务,具体就落在李六如的肩上。1950年4月,罗荣桓因病休养,李六如代行检察长职务。1951年初,中央任命李六如为最高人民检察署党组书记,主持全面工作。
从未接触过检察工作的李六如心里沉甸甸的。李金涵回忆道:“奶奶曾讲过,他(李六如)说,搞检察我是外行,困难一定很多。但只要努力学习,从头学起,外行可以逐步变成内行。”李六如抓的第一件事,是起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下称“试行组织条例”)。起草小组以苏联1936年以后的检察制度作为蓝本,但李六如特别强调,对苏联法律要注重“借鉴”而不是“照搬”。他认为,在历史渊源、文化背景、国家体制、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国民素质等基本国情方面,中国与苏联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建立我国的法律体系应该因地制宜。
从组建起草小组到试行组织条例被批准试行,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1949年12月20日,试行组织条例经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批准颁布。该条例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检察制度的单行法规,是人民检察制度较早的法律渊源,原则上确定了我国检察制度的基本内容,为日后全面、系统地建立各项检察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试行组织条例搭起架子后,他又着手组建地方各级人民检察署。截至1950年底,最高人民检察署在全国五大行政区全部建立了检察分署,并在一些重点专区和市、县建立了人民检察署。
机构有了,人从哪里来、工作怎么干?当时,干部大多没有检察工作经验,“门外汉”如何做好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李六如提出,干部要先从办理案件做起,积累经验,逐步扩大业务范围;要创造条件,使每一名检察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都有亲手办案的机会,在实践中巩固学习成果,一步一个脚印地由“门外汉”变成“行家里手”。
刮起“取消风”,他写了一封信
1951年冬,检察机关从上到下的组建刚有起色,却刮来一股“取消风”。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编制会议,中心议题是精简国家机关。有人提议把检察机关也列为精简对象,此提议被编制会议认可,并作出相应决定。
消息传到各地,检察干部思想波动很大,组建工作几乎停摆。正在南京落实检察机关组建工作的李六如闻讯赶回北京,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最高人民检察署党组也向毛主席写了报告,从国家制度和实际工作角度说明设置检察机关的必要性,用具体事例说明检察机关在镇压反革命、防止和纠正错案以及在保障国家法律正确实施方面的重要性。
当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的董必武同志兼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比较了解检察机关建立后的工作情况,特别是在镇压反革命工作中发挥的作用。董必武把他的想法当面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权衡利弊,决定保留检察机关,这才刹住了这股“取消风”。
第一股“取消风”虽然刹住了,但以后会不会有第二股、第三股?李六如与最高人民检察署领导班子成员经过反复研究形成共识:动员全国检察干部同心协力,真正把检察机关建设好,让检察机关在国家法制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也用事实证明,检察机关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机关都替代不了的。
李六如还认为,各级检察机关在正常履行各项检察职责的同时,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进行,并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这个规矩,使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更加稳固。据知情人回忆,一位老同志后来对李六如说,当年他也同意让检察机关“名存实亡”,现在看法变了,他不仅赞成保留检察机关,还主张进一步加强检察工作,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早研究和使用“法律监督”概念的人
机构虽然保住了,但李六如心里清楚:要让人真正服气,光靠一封信不够,还得把“检察机关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必须有”从道理上说清楚。时年六十多岁的他,脑部疾病时常发作,自知在岗位上为党工作的时间不会很长,所以“命令”自己抓紧时间,为检察机关办几件扎扎实实的事情。
李六如搜集了大量中外古今的相关资料,仔细研究了法国、英国、美国、沙皇俄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检察制度,以及社会主义苏联和各民主主义国家的检察制度,写成了数万字的研究笔记,提炼成一本小册子,定名为《检察制度纲要》。
有学者认为,李六如是国内最早研究和使用“法律监督”概念的研究者之一。在《检察制度纲要》的基础上,他又在最高人民检察署印发的《检察制度》一书中进一步阐述,把新中国的检察机关从单纯的行政机关中分离出来,定性为“广义的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规定,检察机关的职能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司法监督,包括提起公诉、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劳动教育改造、劳教监督,属于司法工作性质;二是一般监督,对国家行政机关(不包括政务院)的行政措施和行政人员的职务行为是否合法实行监督,这部分不属于司法工作性质。因而,检察机关应当称为“广义的司法机关”。
这一提法,既否定了把检察机关当作单纯行政机关的看法,也为后来把检察机关定性为“法律监督机关”留出理论空间。此后,在李六如“广义的司法机关”基础上进一步实践和总结,1982年宪法明确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实现了对传统观念的彻底突破,为新中国检察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提供了理论和法律依据。
到工作一线亲眼看、亲耳听、亲手做
理论最终要落到办案上。在新中国检察制度刚刚起步的时刻,依法查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共和国首例高官巨贪案,打响了“共和国反腐第一枪”。时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和专员张子善,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救济水灾款、干部家属救济粮,以及骗取银行贷款等,折合旧币高达171亿元。
在最高人民检察署的指导督办下,这起案件在两个月零二十天内完成侦查。1952年2月10日,一场两万多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在河北保定举行。经河北省人民检察署提起公诉,最终,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李六如的具体指导下,当时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的天津不法资本家乔明勋案得以依法办结。抗美援朝期间,华北军区后勤部向天津市橡胶同业公会主任委员乔明勋定制军用雨衣30万件。发给官兵使用后,发现雨衣质量不合格,有严重漏雨现象,影响了部队行军作战。最高人民检察署接到检举和控告后,立即进行研究,批转天津市人民检察署承办,并指派有经验的检察员前往天津协办。
由于乔明勋是当时天津市工商业界的知名人士,又是民主建国会的会员,属于统战对象,最高人民检察署又致函中央统战部,征求意见。各方面意见统一以后,由天津市人民检察署提起公诉,天津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乔明勋有期徒刑三年,并没收其非法所得。这起案件对于不久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乔明勋案只是当时各地报来的大案要案中的一例。各地报到最高人民检察署的大案要案,李六如除了听办案人员汇报外,还要亲自审卷阅卷,与案件承办人一起讨论案件,研究确定工作方案。总结这些工作时,李六如感叹道,作为领导干部,除了对分管工作作出明确、具体部署和指示,还必须亲自动手解剖麻雀,到工作一线亲眼看、亲耳听、亲手做,对成功的做法和经验亲自总结推广。
1952年冬,脑病复发的李六如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1954年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回到最高人民检察署参与主持第二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同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最高人民检察署更名为最高人民检察院,选举张鼎丞为检察长。已经67岁的李六如未再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职务。
波浪般的人生,以“小说家”结尾
令大家没想到的是,退休后的李六如又用那方砚台开启了新的旅程——写小说。其实,这件事已经在他心里埋了十几年。1942年延安整风时,李六如发现自己的一生同中国革命的历程“息息相关”,自己“好比是滔滔波浪中的一滴水珠,随着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波澜在起伏,在曲折地前进”。从那以后,他陆续写下三本札记——《由黑暗到光明之路》《五十年见闻记》《浪漫的人生》,并打成包袱随身带着。从延安去东北,过敌人封锁线时,别的物件都精简了,唯独这个“贴身的宝贝”保全了下来。
后来,李六如把这些底稿翻出来,决定用小说的体裁重写,取名《六十年的变迁》。他给主人公取名季交恕——“李六如”三个字各添了几笔,就成了“季交恕”。一个从未搞过文学创作的政界人士,就这样开始了人生最后一次从“新”开始。
1958年3月,71岁的李六如经作家严文井介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作家协会历史上年纪最大的入会纪录保持者。深夜想起往事,他会披衣下床,欣然提笔;为了选定一个恰当的词汇,他在院子里走上几十个来回反复推敲。同志们劝他注意身体,他总说:“怕时间不够用!”
奋笔两年多,第一卷完成出版。书稿曾呈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审阅。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代表中宣部报告,肯定这是一部很好的历史小说,对青少年富有教育意义。小说被译成多种外文,列为大学文科阅读教材,李六如也成了风靡一时的小说家。第二卷1961年出版。第三卷刚写了10万字,李六如就遭受迫害,写作被迫中断。
1973年4月10日,李六如去世,终年86岁。临终前,他一直在念叨:“毛主席、周总理、老同志……”家里人找来一张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合影,他躺在病床上,看着照片,眼角流下两行泪,慢慢闭上了眼睛。1980年,党中央为李六如举行追悼会,予以平反昭雪。第三卷的遗稿也在1982年出版。
李金涵还记得奶奶说起过,爷爷晚年总伏在案前认真地写,不肯歇息。他去世后,那方端砚和那段历史,一直被家人和故乡小心收藏着。
湖南省平江县文旅广体局副局长胡军告诉记者,李六如故居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曾是岳阳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所在地。在湖南省检察院指导下,平江县检察院历时三年接续推进保护与传承,多次上门走访、释法说理,协助政府做好原住户搬迁,制发检察建议整治周边环境,并联合文旅广体局组建专班,辗转人民检察博物馆、江西瑞金及井冈山等地搜集资料,走访群众和李六如亲属,推动故居于2023年6月正式开馆,陈列内容日渐丰富。
那方端砚依然静静地置于故乡平江。它曾陪李六如在延安窑洞里搜集材料,陪他接下检察机关的组建任务,也陪他晚年一笔一画重写人生。
今天,检察事业早已不是当年模样,但从“新”开始的勇气、“从头学起”的谦逊、“亲手解剖麻雀”的踏实,仍像那方端砚一样,提醒后来者当研新墨,续写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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