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学术界曾有观点大力呼吁让刑法学回归常识主义，警惕反思刑法学研究偏离常识、偏离社会带来的弊端，提出如果刑法学研究脱离了常识，会导致学术内耗严重，学科共识越来越少。时隔多年，这一主张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司法实践，都离不开关于常识、常理、常情的基础认识。而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以及机械司法等问题，往往都与偏离常识有着密切关系。江苏省南京市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部主任、全国检察业务专家李勇所著的《实践刑法学（总论）》，坚持走理论与实践的第三条道路，立足务实理性视角，厘清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司法裁判与常识、常理、常情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刑法适用提供兼具法理根基与大众情理的分析范式。

刑法理论研究离不开常识、常理、常情

常识、常理、常情是社会普遍认同的经验、道理、感情。法律规范，其实也是常识、常理、常情的规范化总结。刑法理论研究必须深植本土，结合本国的司法实践需求、文化根基以及群众期待，构建起中国刑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脱离司法实践，脱离共识性、基础性的所谓理论创新，终究只是空中楼阁，对解决司法实践问题并无益处。笔者并不否认理论与实践应当保持一定距离，但这种距离，是要让理论研究站在更加超然的角度去审视、总结和反思司法实践，并不是离开司法实践去搞理论研究。

该书以司法实践者所能普遍接受的语言、所熟悉的案例、所了解的理论，道出法律条文背后的原理，道出理论争鸣之间的实质不同。这一切，都离不开对常识、常理、常情的深刻认知。

例如，在“共同犯罪论”章节中，该书并未如传统刑法教科书一样，大篇幅讲述纷繁复杂的理论观点、学术争议，而是以“共同性、因果性、从属性”三大主线，将复杂问题简单化。这三条主线贴合常识，契合大众经验法则和逻辑法则。首先，对犯罪起到支配作用的，即为实行犯，也就是正犯。对正犯实施犯罪行为提供因果作用力的，属于共犯，可进一步分为教唆犯、帮助犯。其次，各行为人均参加犯罪，但各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往往不尽相同，若要求各行为人罪名完全一致，无疑会过度缩小刑事处罚范围。因此，共犯罪名无须统一，仅需在违法性层面相同即可。因为共同犯罪所要解决的是违法归属问题，至于刑事责任承担，则需要单独考量各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此即“行为共同说”。再次，共犯仅对自身具备因果作用力的行为负责，违法责任、违法所得的退缴范围，只能在自己“物理上”或者“心理上”所能支配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罪责，不能无限扩大打击面，避免轻罪重罚。最后，共犯具有从属性，不存在没有正犯的共犯。全书围绕社会常识常理来论述，将复杂深刻的道理娓娓道来，具有可操作性和司法实践价值。

又如，该书中提到的“阶层说”与“四要件说”之争。二者之争由来已久。笔者在实践中深刻感受到，实务界对“阶层说”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但笔者认为，学界之争延伸到实务界后，“阶层说”理论被过度复杂化，且大多数停留在古典“三阶层说”，即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对于“阶层说”内部体系的融合、分离，却并不熟知。事实上，古典“三阶层说”是建立在贝林古典犯罪论体系基础上的，本身存在固有缺陷，且早已演变多次，逐步衍生出二阶层体系、四阶层体系等。各类体系演变的核心分歧，在于构成要件符合性阶段是否应当引入价值判断。随着刑法理论认知的不断深入，认为构成要件符合性阶段不存在价值评判的论断早已过时，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的界限日益模糊。反观“四要件说”，虽各要件之间缺少独立性，缺少阶层递进的审查思维，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阶层说”还是“四要件说”，在绝大部分案件中，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仅在个别案件中会有所不同。在这些个别案件中，即便使用“阶层说”也未必能解决全部疑难问题。因此，该书一针见血地指出：“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应该是个必然趋势，‘四要件’内部结构也有不同观点，‘三阶层’内部发展也并非一成不变。”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从客观到主观的认定思路，坚持遵循逐级审查的思维，不必过度纠结选择何种理论工具。

刑事司法实践离不开常识、常理、常情

在司法实践中，机械司法之所以被人们所诟病，是由于部分办案人员不善于从具体法律条文中深刻领悟法治精神，不善于从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实中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不善于在法理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无论是王力军非法经营案，还是深圳“鹦鹉案”、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都是只对刑法条文作了形式化的理解和运用。此处所说的形式化理解，并非学术意义上的形式解释。事实上，即便是形式解释，也无法回避价值判断。换句话说，在司法实践中，实质解释几乎是一种必然选择。

该书基于实质解释立场，选用大量真实案例来阐明观点，引导读者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例如，在行政犯的认定中，该书坚持刑事违法性的独立判断标准，避免刑法行政化倾向，防止司法实践仅以行政违法性标准径直入罪，忽视刑法所要求的“法益侵害性”。当下，行政犯的数量已经远远多于刑事犯，如果对于行政犯的认定不能实现妥当处理，无疑会使罪刑法定原则落空。这是机械司法的“重灾区”，也是难以实现司法公正、消解民众司法信任的症结所在。通读该书，读者能够对罪名解释、刑法适用等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又如，在罪数论中，该书从实践视角出发，提出“罪数理论解决的是犯罪如何处罚的问题，评价的对象是犯罪行为，也就是实行行为”。以实行行为个数的判断标准为出发点，对于区分想象竞合、法条竞合，认定牵连关系等关键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准确认定实行行为的数量，便能够把握住案件的实质法律关系。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在审查案件时，首先判断行为人实施的全部行为，甄别其中哪些是实行行为，形成初步法律认识，再基于犯罪构成要件，在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反复检视，最终作出正确判断。

该书以实践问题为导向，深入探索、反思法学理论，同时将法学理论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以司法实践经验丰富法学理论，真正践行了作者所坚持的“第三条道路”。笔者相信，这会引发学界和理论界更深入的思考，实现理论与实务之间的良性互动。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