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和一位健谈的律师前辈聚会,他谈到大学期间到法院实习正赶上“严打”,提到一名罪犯得知被判死刑即汗湿后背,很快大汗淋漓,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此人连续几天处于躁狂状态,亢奋之后昏睡两天,醒来以后,每天贪婪地盯着囚室外的天空,最终平静地走上刑场。前辈说:“这个死刑犯引起我内心震动的是他从最初的恐惧死亡最后竟然能平静受死,可见人的适应能力有多强!”听了他这番话,我内心对那位视死如归的犯人油然而生一种同情与怜悯。
随着社会发展,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大恶极者已成为共识,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已站稳了脚跟。近几年,李昌奎、药家鑫等死刑案件引发许多争议,某种程度上使废除死刑的呼吁从窃窃私语走到前台。倡导废除死刑者的理由是:“即使是最严密的死刑复核程序也无法避免出现错杀。”在上述顾虑下,法官在作出死刑判决时慎而又慎,唯恐铸成大错,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心力交瘁。法学家吴经熊任法院院长时作过死刑判决,他说:“在我内心深处,潜伏着这么一种意识:我只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着一个法官的角色。每当我判一个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灵魂祈求,要他原谅我这么做,我判他的刑只因为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为这是我的意愿。”吴经熊作出死刑判决时所持有的心态很有代表性,虽然死刑判决有合法正当的理由,但让法官亲手作出剥夺他人生命的决定,仍会使其面临极大的心理压力,这种现象可以命名为“杀戮的艰难”。
“杀戮的艰难”这个表述源于《杀戮的艰难》这本书,它是台湾“废除死刑协会”推动者张娟芬的代表作,在台湾引起了广泛关注。张采访死刑犯,让大众看见死囚不为人知的故事;剖析台湾司法制度在执行死刑上尚存在的缺失,让公众深思以暴易暴陈旧观念下暗藏的问题,让社会大众能以更多元角度衡量生命的价值。
“杀戮的艰难”这一现象越来越占上风,有时让死刑支持者感到绝望,《与绝望抗争》一书是个很好的写照。1999年日本人本村洋的妻女惨遭杀害。一场为讨回公道,持续九年的诉讼案由此拉开。九年中,面对保护犯罪人的司法体系,面对打着“保护人权”旗号的律师团,面对来自媒体的冷嘲热讽,在罪犯可能不会被判死刑的绝望中,本村洋孤军奋战!在这三千多个绝望的日子里,本村洋震动了日本社会,连续三任首相都对此案予以密切关注,日本司法体系因为此案得以修正,三大法律得以修改,“本村洋的努力使人意识到,在这个社会里,死刑为什么需要存在。当你坚持废除死刑时,听听来自受害人一方哭泣的声音吧:对于有些人,只有被判死刑,才能知道:他人的生命同样可贵!”
目前废除死刑的时机尚不成熟,但《与绝望抗争》从反面说明现代刑事司法为人权保障这一目的而自愿作茧自缚铸就了“杀戮的艰难”,这种“艰难”与“绝望”显然有着正面意义,它们使死刑只适用于极个别的罪大恶极者,犯罪人不会因为盗窃等财产性犯罪被判死刑。当死刑判决成为一种极个别、罕见的情形时,被错杀者的哀叹才能逐步成为绝响。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