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纲要在关于涉外国家安全工作的部署中提出“加强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斗争”。“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法治体系，既是涉外法治体系的子系统，也是涉外国家安全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我国涉外法治体系语境下，干涉、干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是四个在意涵和实践上紧密相关、但并不相同的概念。一方面，四者界限清晰：干涉原则上被国际法所禁止，因此，各类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原则上均属于我国反制的对象；鉴于干预在国际法上的定性具有复杂性，我国的反制对象原则上应限于外国实施的非法干预，主要包括违反国际条约义务以及非法行使域外管辖权的干预措施；鉴于制裁类型与具体措施的多样性，我国反制的外国制裁原则上应限定于非法单边制裁；作为我国反制对象的“长臂管辖”，是指外国以不合理、不合法方式无节制扩张域外管辖权的行为。另一方面，四者关联密切，在实践中存在相互交叉、同步并存的现象，难以割裂应对。干涉与干预存在一定的交叉空间，部分行为可能同时构成干涉和干预；一国对另一国进行干涉或干预，往往通过对另一国境内的人、物及行为行使“长臂管辖”，或实施单边制裁来实现，反制外国干涉或干预，亦往往需要借助反“长臂管辖”和反制裁措施。

未来，需研究制定反制外国非法干预的法律制度，坚持立改废释并举，不断完善我国涉外法律法规中的反制措施，提高涉外反制措施的整体效能；探索建立国家利益诉讼检察制度，在此制度框架之下，检察机关可通过提出检察建议、提起诉讼等方式履行国家利益诉讼检察职责；健全相关法律实施体系；构建协同贯通的执法协调机制，提升执法水平；充分发挥法院职能作用，提高司法层面的反制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