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5日，刘静坤（左四）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部与相关官员和顾问座谈交流。

2025年，我国全国粮食总产量再创历史新高。我国以不足世界9%的耕地，生产了全球约四分之一的粮食。这不仅彰显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成就与潜力，也与融入国际合作体系密切相关。其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下称“粮农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

前不久，我应邀参访粮农组织总部。初春的罗马，阳光温润，走进总部大楼，“FAO 80+1”标识既醒目又别具匠心，寓意继庆祝粮农组织成立80周年后开启新的发展阶段。展厅中陈列的历史影像，呈现出自1945年以来全球农业治理的变迁轨迹。历史与现实在此交汇，使人直观感受到粮农组织在全球消除饥饿事业中作出的巨大贡献。

随后与项目官员和顾问的座谈交流，使我更加深入了解粮农组织的运行机制以及我国的参与和贡献。这次交流逐渐超越调研本身，引向对一个宏大命题的思考：粮食问题历来是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其不仅是农业问题，更是发展问题、安全问题，也是规则问题与法治问题。中国如何更好参与全球治理，既是时代命题，也是涉外法治建设必须面对的战略课题。

从粮食安全到可持续发展：理念与行动的协同

当前，气候变化、地缘冲突、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因素叠加，全球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提出，全球农业粮食体系必须实现四个转型：从危机应对转向韧性提升，从投入密集型模式转向知识密集型体系，从碎片化行动转向加强协同，从全球承诺落实为地方行动。

这四个转型，既是对全球农业现状的诊断，也是一种治理理念的升华。它强调制度韧性、知识创新、跨部门合作与执行落地，体现出全球治理从“救火式”应急向“结构性”优化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近年来在粮食领域取得的成绩，恰与上述理念形成呼应。202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再创历史新高，在保障14多亿人口粮食安全的同时，为全球市场提供了稳定预期。从高标准农田建设到数字农业平台，从粮食储备体系完善到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我国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粮食安全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粮农组织提出的转型要求。

在与粮农组织可持续发展项目顾问交流时，对方特别强调粮食安全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之间的紧密联系。消除贫困、零饥饿、气候行动、负责任消费生产，均与农业粮食体系密切相关。我国与联合国系统共同推进《联合国对华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正是将国内发展战略与全球议程对接的一次重要尝试。

对我国而言，参与全球治理，并非简单“对标”，更需实现双向互动：一方面，将自身发展规划（如“十五五”规划纲要）中的绿色转型、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嵌入全球议程；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国际组织的规则制定和项目实施，将我国实践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国际公共产品。

从“产量贡献”到“制度共建”，是我国参与全球粮食治理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涉外法治在其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国际合作框架的签署、发展项目的执行、评估机制的设计，都离不开制度安排与法律保障。只有在法治框架内推进合作，才能确保理念转化为制度、制度落实为行动。

从国内渔业管理到国际规则参与：责任与话语权的提升

如果说粮食安全体现的是陆地农业治理的挑战，那么渔业问题则展示了全球海洋治理的复杂性。此次访问中，粮农组织渔业及水产养殖业司官员重点介绍了《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港口国措施协定》（下称《协定》）的实施情况。

《协定》由粮农组织牵头制定，被视为打击非法捕捞最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其核心逻辑是通过港口国对渔船入港、卸货、交易等环节实施严格审查，阻断非法渔获物进入市场，从源头维护海洋生态与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2025年，我国正式加入《协定》。对我国而言，这不仅意味着将承担更高的履约义务，也标志着在全球海洋治理中的角色转变——从规则接受者成为规则参与者、建设者。

加入国际条约，从来不是形式举措，而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要求国内法律体系与国际规则对接、执法机制与国际标准衔接。围绕港口监管、渔船安全、污染排放、劳工权利等问题，我国需要完善相关立法与配套制度，加强渔政、海事、海关、移民管理等部门协同，构建跨部门执法网络。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涉外法治能力提升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参与规则实施，也意味着拥有更多发声空间。在相关技术会议、评估机制与修订讨论中，我国可基于自身实践经验提出改进建议，推动规则更加公平合理。这种“嵌入式”参与，比单纯倡议更具制度影响力。

当然，参与全球治理既要积极，也需稳妥。履约风险评估、合规成本测算、国际舆论环境分析，都不可忽视。涉外法治强调在规则框架内防控风险，通过熟悉制度逻辑、积累谈判经验，增强风险预判能力。只有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责任承担才会转化为制度红利。

从宏观倡议引领到可行制度方案：能力与人才的支撑

在与粮农组织官员座谈时，一个细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国际组织运作高度依赖指标体系与精细化管理。项目设计需量化目标，资金使用需严格审计，成果评估有明确标准。所有政策主张，最终都必须以数字、报告和文件呈现。

这提示我们，参与全球治理，既要有宏观愿景，也要熟悉技术路径。倡议若停留在理念层面，难以形成制度影响力；唯有通过专题研究、技术报告和法律文本，才能推动国际组织形成决议、指南或条约。

近年来，我国提出一系列全球性倡议，获得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下一步，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到制度转化上来：围绕倡议设立专项研究项目，通过国际组织平台组织专家研讨，形成政策建议，推动相关议题纳入正式议程，实现从“话语提出”到“制度生成”的跃升。

这一过程，离不开高水平人才支撑。国际组织议题往往具有深厚历史积淀与复杂制度背景，需要长期跟踪研究与实践经验积累。真正胜任国际组织工作的专业人员，既要熟悉国际法规则，也要理解国内政策逻辑；既能参与技术讨论，也能进行制度协调。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现已成为国家战略重点。鼓励专业人才进入国际组织交流工作、支持高校与国际机构开展联合研究、建立跨学科培养机制，都是提升我国全球治理软实力的关键举措。

当我们站在粮农组织总部的天台瞭望古老城市的天际线时，不禁想到：文明的延续，既靠历史积淀，也靠制度创新。今天的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以更加成熟的法治思维对接国际规则，以更加专业的人才队伍承担全球责任。这要求我们以涉外法治建设为支撑，在国际规则框架内表达理念，在制度运行过程中积累经验，在履约实践中提升能力，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可持续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更为坚实而持久的力量。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