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31日，北京市怀柔区检察院干警分析运用智能辅助系统办案情况。

　　今年9月16日，湖北省检察院干警向兄弟单位介绍智能化建设及应用情况。

　　今年6月29日，山西省检察院干警在国家超级计算太原中心现场巡检算力节点运行状态。

　　打开电脑，登录智能辅助系统，点击“智能辅助”——短短几秒，系统便会自动生成一份涵盖全案速览、人物关系、证据分析的案件审查报告。这是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段伯言每天工作的日常。过去完成同样的任务，他要面对几十本卷宗、数百页笔录，光是摘录证据就要耗费大量时间，如今智能辅助系统能帮他完成大部分基础性工作。

　　“这个智能辅助系统相当于半个检察官助理。”段伯言笑着对记者说道。目前，该系统已覆盖全国768家检察院，累计辅助办理案件7.1万余件。

　　从一张白纸到实现省份全覆盖，用了不到一年半时间。它是怎么炼成的？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走进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下称“最高检技术信息中心”），并走访北京、湖北、山西等试点省份，探究“超级辅助”系统从构想到落地的完整历程。

信号：大模型浪潮中的检察应答

　　2025年春节后上班首日，最高检机关不少人见面都问同一句话：“你用DeepSeek了吗？”彼时，国产开源大模型DeepSeek引发全球关注，以极低的训练成本实现了顶尖性能，让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落地应用从设想变成现实。

　　最高检党组敏锐捕捉到了这个信号。事实上，检察机关对前沿科技的关注并非始于此刻。早在2024年4月，最高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时，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就明确提出数字检察是“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全国检察机关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方面已进行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上线的模型已有878个，协助检察干警发现线索48.8万条，成案25.9万件。

　　“但那是帮助干警从数据中找线索。办理个案时，检察官往往面对的是几十本卷宗、上百份证据。如何为具体案件办理提供有效辅助，这在当时仍是空白。”一名参与前期论证的工作人员坦言。

　　面对这个空白，2024年11月，最高检副检察长张雪樵带队赴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专题调研人工智能辅助审判系统建设及应用实践，实地研判人工智能在检察领域落地应用的可行性。随后，最高检组建由院领导担任组长的工作专班，统筹推进检察智能化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从宏观层面确立建设思路、明确未来发展框架。

　　最高检技术信息中心迅速启动预研论证，一边全面梳理检察办案的真实需求，一边认真研究实际落地的技术方案。检察“一张网”的建设积累为智能化探索打下了良好基础，大模型的爆发则让技术条件趋于可靠和成熟。

　　2025年2月28日，最高检技术信息中心就法治信息化工程建设情况及检察智能化建设预研论证成果向最高检党组作专题汇报。应勇检察长明确提出，加强科技赋能前瞻布局，重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在检察工作中的应用。3月25日，最高检党组会正式通过检察智能化建设及试点方案。两个核心要求被明确下来——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检察办案与法律监督；从顶层设计角度统筹推进，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方向确定了，接下来就是怎么干。

架构：最高检搭台，各省“赛马”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智能辅助系统？”这是摆在最高检技术信息中心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答案不是凭空想出来的。项目启动前，最高检技术信息中心已在全面调研各省前期探索情况和硬件支撑能力。摸清了底数，最高检技术信息中心主动谋划，给出一套既能统筹全国又能激发地方活力的方案——那就是采用“1+N”模式。

　　最高检技术信息中心数据分析三处负责人告诉记者，“1”指最高检，负责顶层设计、确定技术路线、统一标准规范；“N”指具备条件的省份，自主申报承担建设内容。

　　“1+N”模式有别于传统的自上而下模式，各省级检察院可自主选择承担建设的罪名或案由。但问题随之而来：各省自主建设，如何优中选优，确保最终推广的是效果最好的？答案是建立“赛马”机制，即同一罪名的智能辅助系统建设至少由3个省级检察院同步开展，最终选择效果最优的方案在全国推广应用。

　　2025年4月11日，第一批10个试点省份启动会召开，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份入选。在最高检刑事检察工作指导小组业务主导下，首批建设聚焦18个占案件总量超过80％的常见刑事罪名，覆盖8个办案场景，搭建起一审公诉的应用体系，可针对检察官办案的多个环节提供定向技术支持。

攻坚：四场推进会与一线调研

　　试点省份推进的节奏被压缩到极限。

　　2025年，最高检技术信息中心共组织4次现场推进会议和5次视频会议，每次都围绕当时研发的关键时间节点设定相应主题。2025年5月召开第一次现场会，各地还在消化建设路线，重点关注技术规范与标准定义。6月召开第二次现场会时，已有部分省份拿出符合标准的初步成果。7月31日，最高检召开检察智能化建设专题会议，7个省级院演示汇报了亮点成果。此时，距离试点启动会仅过去3个多月。至9月召开第三次现场会时，已推动建成系统开放测试，同时启动第二批建设，新增山西等8个试点省份。11月召开第四次现场推进会，则是总结第一批建设及试点工作经验，聚焦解决系统上线后发现的实际问题。

　　“整体推进速度很快，但也有很多困难和问题需要攻坚。”一名参与调研的工作人员回忆道。系统刚上线时，暴露出不少问题：软硬件适配有卡点，电子卷宗质量参差不齐，案件要素提取和分析不准确，各地办案规则存在差异需要适配，等等。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让大家对智能辅助检察办案期待很高，但在司法实践中实现良好应用，道路是曲折前进的。以人工智能辅助司法办案是新生事物，需要一个迭代过程。”最高检技术信息中心二级总监张永利坦言。

　　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去一线。从2025年底开始，最高检技术信息中心先后赴12个省份实地调研。不只听汇报，还现场让检察官打开系统，演示真实案件办理过程，直观呈现“哪里好用、哪里不好用”。“需求和研发之间不能隔着一层。”一名调研组成员说，“必须让写代码的人看到检察官怎么点击鼠标。”

　　针对性优化同步展开，用检察官的思维逻辑规范模型输出，补充本地化知识库，逐省适配量刑规则。一个罪名匹配3到5个省份联合研发，逐步拓展适用范围。

　　业务和技术高效协同是检察智能化建设的重要因素。记者了解到，在强奸罪辅助办案系统研发上线阶段，最高检普通犯罪检察厅系统梳理出32项优化建议，从业务源头确保智能辅助系统的可靠性与准确性。“最高检普通犯罪检察厅、重大犯罪检察厅、经济犯罪检察厅等部门全程深度参与检察智能化建设，充分发挥业务主导作用，这是系统得以成功上线运行并发挥实效的关键所在。”张永利说道。

　　今年2月，最高检技术信息中心就法治信息化建设进展情况向最高检党组进行汇报，检察智能化建设完成从“建设”到“应用”的关键跨越，并向规模化实际应用稳步推进。

实战：全流程辅助与提前推演

　　今年8月，记者在最高检技术信息中心现场观摩了一次系统演示。

　　这是一起涉及3名犯罪嫌疑人、6起犯罪事实的贩卖毒品案。过去，提起公诉前，检察官助理需逐页翻阅卷宗、手工摘录证据、比对前后供述矛盾点，仅撰写审查报告就要数日。而借助智能辅助系统，公安机关移送电子卷宗后，系统会第一时间完成全要素解析，并生成全案速览图。

　　演示现场，记者惊讶于智能辅助系统在证据审查环节的表现。八大类证据摘录分析、言词证据比对、多证据交叉验证、矛盾点补查建议、漏罪漏犯线索推送、涉案资金解析、量刑智能计算，多维度彰显了系统的强大功能。例如，在犯罪嫌疑人5次供述中，对一笔3800元转账的性质存在“还款”和“毒品预付款”两种说法，系统自动标注了该矛盾点。

　　“有了智能辅助系统的加持，大大减轻了我们的工作负担，极大地缩短了办案时长。”湖北省检察院检察官李廷一边演示一边说。

　　案件被提起公诉后，智能辅助系统还能一键生成示证PPT，将审查报告、起诉意见书中载明的证据内容转化为多媒体示证材料。“过去做示证PPT要花半天时间，现在一分钟生成初稿，仅调整顺序和重点就行。”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周杰说。

样本：三个标杆的三种路径

　　在18个试点省份中，有三个地方走出了不同之路，分别代表了系统建设、应用实践和算力支撑三个维度的标杆。

　　湖北——“蒸馏”经验的系统建设标杆。

　　“在检察智能化建设过程中，各试点省份同赛道并行研发，形成了互学互鉴、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进一步促进全国智能化建设水平整体跃升。”张永利说，“湖北起步虽然不是最早的，但整体提升最快，成为首批试点最突出的省份。”他们的秘诀只有一个：让一线检察官全过程深度参与。湖北省检察院从全省遴选80余名业务骨干，组建7个专项工作组和6个刑事罪名业务组，检察官全程深度参与每个罪名的规则梳理和模块设计，梳理固化业务规则1.1万余条、提示词1.2万余个。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一个细节。在故意伤害类案件模型研发过程中，参与研发的检察官提出要通过言词证据中描述的作案工具和电子卷宗的物证照片进行比对确认。但由于电子卷宗中的物证照片都是扫描件，清晰度不够，模型难以准确识别。技术团队和检察官多次沟通后，迅速调整方案，先通过多人言词证据的表述初步推断作案工具，再与相关客观证据进行关联分析，最终得出该作案工具是造成当前伤情主要原因的结论。

　　“检察官的主导作用贯穿于研发全过程，我们将检察官的办案经验和思路转化为系统可识别的算法模型。”湖北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梁莉说，“整个系统的建设就是贴近办案、服务办案。”

　　北京——主动善用的应用实践标杆。

　　北京市三级检察院全部实现系统应用，6个罪名全市平均应用率达90.3％，其中贩卖毒品罪应用率为100％、盗窃罪应用率为92.8％、危险驾驶罪应用率为92.1％。

　　“从‘被动试用’到‘主动善用’，这是最大的转变。”北京市检察院检察技术部门负责人介绍。该院不仅开展针对性应用指导，更将一线干警收集的系统应用问题逐一分类建档，分别研判问题类别、产生原因及优化建议，统一向最高检和建设省份反馈沟通。

　　“为了破解业务与技术割裂的痛点，今年2月，北京市检察院专门组建数智刑检专业化小组，遴选三级检察院22名兼具刑检实务与技术融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参与其中。”该院数智刑检专业化小组负责人说。为更好统筹推进，数智刑检专业化小组创新建立了“一罪名一牵头人”的牵头人工作机制，制定出台《北京市检察机关数智赋能刑事检察工作指引》，明确“人主机辅”等5项原则，对14个应用场景的功能定位、操作规范和禁止性约束作出具体规定，严格界定人机协同边界，筑牢安全应用底线。

　　山西——本地化部署的算力支撑标杆。

　　依托国家超级计算太原中心，山西成为最早实现系统本地化部署的省份。办案数据全程在检察工作网运行，严格确保不出域。

　　“本地化部署解决了两个问题：算力不足和数据安全。”山西省检察院检察技术处负责人说。然而，部署初期并非一帆风顺，检察卷宗繁杂、数据量大，全域上线后出现系统响应慢、批量案件分析报错等问题。经最高检、山西省检察院、国家超级计算太原中心等多方协同，对模型部署框架、推理排队机制、算力调度与负载策略进行专项适配优化，系统响应速度和检察官使用体验整体超出预期，山西也成为全国首个实现本地化部署智能辅助系统的省份。

　　山西省检察院检察技术处负责人告诉记者，算力本地化还带来了差异化能力。山西资源供给充足，依托自有算力还对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开展智能化改造，实现类案线索批量分析输出。此外，山西省检察院还按照试点建设任务，持续推进案件质量智能评查、刑事执行监督等本地化场景建设，进一步拓展智能化应用的广度和深度。

迭代：从问题中长出来的“超级辅助”

　　系统完善从来不是一蹴而就。2025年10月，第一批试点建设成果在18个试点省份280家检察院投入应用后，最高检技术信息中心立即组织各地互助交流，收集了包含本地化适配、模型能力、需求拓展、卷宗质量、系统缺陷、终端环境等6类290项问题。

　　“有问题不可怕，怕的是问题得不到及时反馈和解决。”最高检技术信息中心数据分析三处负责人说。今年8月12日，智能辅助系统里嵌入了问题反馈模块，检察干警使用系统时可以“一键”反馈问题，运维方会及时回复出现问题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截至目前，两级运维机制受理各类问题2530条，其中缺陷类2252条、需求类278条，已办结2214条，办结率达87.51％。与此同时，根据试点工作安排，刑事全流程辅助系统已在全国上线应用8个罪名，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768家检察院，第一批试点范围内剩余罪名正有序推进。

　　随着试点工作的不断深入，系统的减负赋能价值也逐步显现。数据显示，使用系统后，审查报告、起诉书等文书撰写时长缩短约三分之一；案卡智能回填9844件，回填率85.7％，准确率89.7％；一次退回补充侦查质量、法院量刑建议采纳率均有不同幅度提升。

　　但这只是起点。按照第十六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和《人民检察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要求，未来要实现对检察工作全业务、全流程、全场景的数字化支撑。这意味着，该系统的适用罪名将从18个高频罪名向更多罪名拓展，刑事办案流程将从一审公诉延伸至审查逮捕、二审和刑事申诉等，业务领域将向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管理、检察技术等全面拓展。

　　挑战依然存在。

　　“最难的是办案经验的提炼转化和统一适配。”最高检技术信息中心副主任钟福雄说，“需要资深检察官把审查要点、判断规则转化为系统可识别的标准，这也需要业务部门深度参与、投入大量人力。”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业务与技术的磨合适配，建立高效的协作机制，是项目推进中必须持续完善的核心内容。

　　算力支撑、资金保障、数据安全——这些现实问题也需要在推广过程中逐步解决。“我们将不折不扣落实好最高检党组决策部署，客观、实事求是地应对试点省份应用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积极稳妥推进人工智能辅助检察办案技术运用和规范化建设，保障和促进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钟福雄表示。

　　从2025年春节后那句“你用DeepSeek了吗？”到目前覆盖768家检察院的智能辅助系统，检察智能化建设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走完了从构想到落地的全过程。这条路还在继续延伸——从“能用”到“好用”，从18个罪名到全罪名覆盖，从刑事检察到“四大检察”，从一审公诉到全流程贯通。

　　“超级辅助”还在不断成长，它的每一次迭代，都离不开检察官的使用、反馈和参与。正如一名参与系统建设的检察官所言：“技术发展的趋势不可逆，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推动它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