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

　　2020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组建“知识产权检察办公室”；2025年4月，“知识产权检察厅”正式挂牌亮相，机构升格、制度赋能，知识产权检察工作进一步迈入专业化、综合化的发展阶段。

　　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11341件25160人；起诉侵犯商标权、著作权、商业秘密和假冒专利等犯罪1.9万人；办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3658件。数据的背后，是检察机关以高质效知识产权检察履职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护航高质量发展的坚定步伐。

以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

　　2026年1月底，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带领调研组来到湖南长沙，深入知识产权检察工作一线调研。应勇检察长在长沙市天心区检察院调研时强调，要持续深化知识产权检察综合履职，完善办案机制，加强专业化建设，护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026年4月23日上午，最高检召开“加强知识产权检察监督 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主题座谈会。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的更重使命，充分运用法治力量为大局服务，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一直是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检察机关聚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生物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加大办案力度，办理了一批具有典型意义的精品案例。

　　上海检察机关办理的张某等14人侵犯商业秘密案，是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芯片领域知识产权案件之一。14名犯罪嫌疑人中，1人是犯意发起人，4人是原公司技术骨干，7人是被招募“跳槽”的员工，2人是公司在职“内鬼”——共同指向一个目标：窃取权利人公司自主研发的Wi-Fi芯片核心技术。

　　办案团队面临的首要难题是技术事实认定。Wi-Fi芯片设计涉及通信原理、射频电路、数字信号处理等多个专业领域，涉案技术信息多达41项，且属于当前网络尖端技术。为了破除专业技术壁垒，检察机关聘请多名通信行业资深专家，帮助准确理解、厘清涉案技术信息的核心特征、运行机理及行业标准。通过专家对技术事实的专业解读与定性意见，逐一筛查比对、固定技术秘密点，最终确认41项涉案技术信息具有非公知性、同一性。

　　犯罪金额的认定同样困难重重。办案团队逐一提讯14名犯罪嫌疑人，把每个人的职务职责、参与犯罪行为的持续时间和程度、对危害结果产生发挥的作用、个人获利多少逐一列明，最终准确区分了5名主犯、9名从犯。同时委托专业评估机构，从研发难度、不可替代性、技术先进性、技术生命周期、预期收益能力等多个维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按照成本法取值折现认定合理许可使用费3.17亿元。检察机关组建“公诉人+技术专家+鉴定人”专业团队，有效破解庭审中技术示证质证难题，14名被告人均自愿认罪认罚。

　　2026年4月22日，最高检发布10件检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涵盖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案例聚焦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涉及芯片制造、光伏新能源、工业软件等新兴产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部分还涉及我国面临“卡脖子”的技术。

　　为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最高检在典型案例中专门编选了“田某为境外非法提供商业秘密案”。当前，我国技术外流呈现多维度风险加剧特征，依法从严打击商业间谍犯罪也成为知识产权检察工作要点。浙江检察机关办理的张某为境外非法提供商业秘密案中，国内某著名半导体企业员工张某离职后违反保密约定，接受境外组织委托非法泄露原单位商业秘密，经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026年4月，最高检首次发布中英双语版《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2026年7月3日，由北京市检察院承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知识产权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论坛”在京举行，京津冀三地检察机关正式发布“京津冀知识产权检察体系化协同履职机制”，标志着三地协作迈上新台阶。

护航“新三样”，守护新型文化业态

　　近年来，网络文学、微短剧、网络游戏等新型文化业态蓬勃发展，成为文化产业增长的“新三样”。与此同时，侵权形式多样、主体多元、手段隐蔽、证据固定难等问题日益突出。

　　2026年6月29日至7月3日，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江苏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刘成安特别关注文化领域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建议检察机关聚焦文化创新发展需求，围绕计算机软件、视听作品、教辅图书等重点作品和数字版权、文化创意等新领域，持续加大检察办案和监督力度，服务好文化强国建设。全国人大代表、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吕建中也在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建议，检察机关要持续加大对利用网络侵害文化企业著作权、商标权及商誉权等犯罪的打击力度，进一步完善针对文化IP盗版、非法传播等涉企侵权案件的快速响应机制与维权渠道。

　　2026年4月21日，浙江省首例侵犯网络短文著作权案一审宣判。具备一定电脑技术基础的毛某发现网络短文、微短剧等市场需求旺盛，便搭建盗版网站，从多个平台非法采集多家公司的短文小说40余万部存储于服务器，并通过网络平台以低价售卖卡密的方式向公众传播牟利，非法经营数额达90余万元。

　　嘉兴市检察院受邀依法介入，引导侦查机关围绕作案手段、侵权规模、犯罪金额等关键事实开展侦查取证，并建议及时固定核心电子证据。侦查机关依法调取毛某个人电脑、涉案服务器中的数据、网络交易明细和资金流水等证据，累计提取数据近200GB，还原侵权犯罪事实。在办案过程中，为帮助被害企业尽早挽回经济损失，嘉兴市检察院同步开展释法说理和促赔挽损工作，最终促使毛某自愿认罪认罚，主动向被害企业退赔73万元。

　　“我侥幸认为只要接到下架通知及时删除就不会有问题，最终还是触犯了法律。”被告人毛某认罪悔罪说。

　　除了网文，人工智能与影视创作的深度融合，催生了AI短剧等新业态，也带来了版权归属的新课题。2026年5月5日，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检察院起诉的覃某某、沙某某侵犯著作权一案判决生效。二被告人未经AIGC作品著作权人许可，翻录复制后售卖传播，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办案检察官回忆，案件核心争议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是机器选择还是人机共创，应否受著作权法保护？“AIGC著作权的认定，关键在于是否有‘人类智力投入’。”办案检察官介绍，他们引导公安机关溯源涉案AIGC作品创作全过程，审查了用户从剧本构思、镜头安排、叙事节奏到画面风格的全链路创作底稿，这些证据清晰显示，用户通过主导性创作，选择和设置AI编辑器的各项功能并演绎生成作品。AI只是工具，真正的创作意志和智力劳动来自人，人对于AI生成结果具有强引导和控制性。“AI领域不是‘法外之地’，利用AI实施侵权犯罪或者对AI技术、内容进行侵权必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办案检察官表示。

　　在网络游戏领域，检察机关同样加大了保护力度。2025年10月，一起特大“假入库”游戏盗版犯罪行为被发现。该团伙利用黑客技术伪造游戏购买凭证，绕过平台验证机制，以数元低价兜售原价268元的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同时破解售卖1.1万余款游戏，发展各级代理140余名，非法接单达1.85亿单。此类盗版服务不仅严重侵害游戏企业著作权，还附带木马风险，极易造成玩家个人信息泄露、账号封禁。浙江省桐乡市检察院对赵某、江某等10名主要犯罪嫌疑人，以涉嫌侵犯著作权罪，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依法批准逮捕，目前案件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2025年1月至11月，检察机关共起诉涉及文创产品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64件，其中包括涉及“哪吒”案件20件、涉及“泡泡玛特”案件13件。2025年，上海检察机关办理了童装走秀领域首起侵犯服务商标案，山东检察机关办理了家电领域首起侵犯服务商标案。检察机关加强对知名IP、历史文物、老字号品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加大文化创意产品保护力度。

狙击“碰瓷式维权”，保护真正创新

　　知识产权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创新、激励创造。然而，一些人却把“维权”当成了幌子，把知识产权诉讼异化为狙击对手的商业武器。

　　广东佛山某公司明知其权利基础存在瑕疵且缺乏事实根据，仍在江苏无锡某公司申请上市的重要节点，以侵害其专利权为由提起诉讼，索赔2300万元，导致无锡某公司申请上市工作被迫中止。无锡市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案件线索后，经过调查核实向法院移送线索，提示法院及时甄别、依法惩处。法院最终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判令原告赔偿被告40万元相关损失。这家被恶意诉讼狙击的企业，在2023年12月终于成功上市。

　　另一种常见的恶意诉讼套路，是恶意抢注商标后“钓鱼维权”。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早在1998年就将“长高”作为字号使用并在2006年注册了系列商标。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在2022年申请注册12件“长高电新”商标并专门注册成立某贸易公司提起侵权诉讼。湖南省长沙市检察院调查核实发现该数字科技公司、贸易公司无生产经营迹象，认为其恶意抢注、借诉讼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意图明显，依法开展法律监督。

　　如何审查判断“恶意”？这是司法实践中办理此类案件的难点，认定是否构成恶意诉讼，核心要看当事人是不是明知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仍提起诉讼，以谋取不当利益。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隐蔽性强，发现难、认定难，数字检察给出了解决方案。江苏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专利审查协作江苏中心落户地，专利成果丰硕。“在海量专利诉讼面前，检察监督犹如大海捞针。我们结合办案实际研发了专利恶意诉讼监督模型。”苏州高新区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部主任赵如滨说。如今，江苏检察机关已将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作为工作重点，坚决遏制恶意起诉、虚假诉讼等阻碍创新的不法行为。

　　目前，最高检通过贯通四级检察机关的“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管理平台”，将各地研发的成熟模型上架供全国检察机关共享使用，并要求“充分关注知识产权虚假诉讼线索，积极推进数字检察，通过数据研判建立法律监督模型，精准识别虚假诉讼”。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应用，成功将检察监督从被动等待线索转变为主动出击，实现了对版权“碰瓷”、专利“黑代理”等行为的精准打击和源头治理，有效维护了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和司法公信力。

　　目前，知识产权检察工作正在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实举措，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在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新征程上，知识产权检察必将以更加有力的担当作为，守护创新之源、护航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