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讯问林高旋时

办案检察官王文元核实其生日

林高旋答“2006年8月11日”

再追问“是阴历还是阳历”时

他沉默了

之后低声说了句“不知道”

然后毫无征兆地哭了

“我从没过过生日

家里给我上户口时报大了一岁

具体哪天出生的我也不知道”

犯罪嫌疑人作案时

是否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对于之后的处理关系重大

王文元判断

必须马上调查林高旋的实际年龄

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2024年10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刑侦支队环食药旅中队向辖区内某派出所移交了一条线索：一家汽车配件销售公司自2023年起长期售卖假冒知名品牌汽配产品。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当场抓获4名涉案人员，其中就包括理货员林高旋。

　　身陷看守所的林高旋内心满是茫然。他无法理解，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理货员，一切听从老板安排，怎么就和犯罪扯上关系了？林高旋心里清楚，店内货品售价远低于市场价，肯定有猫腻，但老板安排他粘贴汽配产品仿冒商标，他也没有抗拒——他单纯觉得，作为打工人，老板说什么，他就应该干什么。

　　侦查结束后，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审查批捕。作为办案检察官，王文元依法启动提讯程序，在看守所讯问室对林高旋进行讯问。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首次讯问结束后，“报大了一岁”这几个字始终在王文元脑海里打转。一回到办公室，她马上拨通林高旋父母的电话。其父母证实，当年户籍登记信息有误。但仅有家属口供尚不足以推翻户籍登记的法律效力，王文元同步向侦查机关列明补充侦查提纲，除林高旋父母的言词证据外，还需调取能够证明实际年龄的出生证、疫苗本等客观证据。

　　经补充侦查核实，林高旋实际出生日期为2007年11月，其售假行为自2023年开始，持续至2024年10月，归案时未满18周岁。这意味着诉讼各环节均须适用未成年人特别程序——讯问须有法定代理人到场、社会危险性认定须更为审慎，而且可以适用未成年人从轻、减轻处罚的规定。

　　正因王文元敏锐捕捉到年龄疑点，并及时启动补充侦查程序，确保案件办理严格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之后，林高旋如实供述了店内销售假冒配件的全部事实：包括货物分类方式、价格差异等，还对照Excel表格逐一指认数十种假冒配件货品品类。经查，自2023年至案发，林高旋在明知公司未获得品牌授权的情况下，伙同他人购入假冒注册商标的汽车配件，加贴仿冒防伪标志进行销售，涉案金额达7万余元。

谋生之外的教育真空

　　随后，案件进入审查批捕阶段。为全面评估林高旋的社会危险性、完善司法决策依据，丰台区检察院委托专门从事未成年人工作的社工事务所对林高旋同步开展社会调查与心理测评。司法社工郭京云还记得在看守所第一次见到林高旋时的情形：“他整个人紧缩着，不敢抬头看人，非常不安和害怕。”

　　此次社会调查采用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郭京云团队分别对林高旋本人、父母进行“背靠背”多维访谈，涵盖其成长经历、家庭关系、社会交往等；同时对各方说辞交叉验证，确保调查报告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在访谈中，林高旋慢慢打开了话匣子。他说起老家的生活、辛苦谋生的父母，还有自己在汽配公司做销售的日常。说到涉案行为时，他低声说：“老板让我贴标，我就贴了。”自始至终，林高旋都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涉嫌犯罪——这种“知晓实情、缺乏法律认知”的偏差，是绝大多数涉罪未成年人共有的问题。

　　家庭生态评估显示：林高旋的父母长期从事低技能、高强度工作，法律知识匮乏；家庭经济负担重，父母信奉“谋生至上”的生存法则；家庭教育以物质保障为主，忽视情感关怀……SCL-90心理测量评估显示：林高旋心理健康状况良好，无明显抑郁焦虑。郭京云说：“问题出在压力应对和认知成长层面。”

　　综合全部案卷事实、认罪态度、家庭监护条件及社会调查报告，丰台区检察院认定林高旋再犯风险较低，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公安机关随即为其办理取保候审手续。

　　走出看守所那天，父母专程赶来，林高旋脸上露出许久未见的笑容。王文元叮嘱他：“你爸妈对你很上心，要好好珍惜，以后走正路。”

　　2025年6月30日，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此案主犯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8万元；另两名被告人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各处罚金2万元。

3个月的帮教，从懂法到懂自己

　　林高旋取保候审后，丰台区检察院整合多方力量组建帮教小组，成员涵盖办案检察官、专职司法社工及林高旋的法定监护人。

　　帮教课程采用“大学选修课”模式，涵盖法治教育、情绪管理、人际交往、家庭教育指导等模块。林高旋重点选了法治教育、人际交往和家庭教育指导课程——显示出“想改好”的强烈意愿。与部分应付了事的孩子不同，他上课认真，手写笔记和心得，态度诚恳。

　　第一个月是法治教育。帮教小组点明，明知公司卖的是假货仍参与其中，不知法不等于可以免责。这番教育彻底击碎了林高旋的侥幸心理，让他第一次正视错误。第二个月是自我认知与情绪管理。林高旋习惯自我内耗，曾沮丧地说“觉得给父母丢脸了”。帮教小组先共情再进行认知重构。第三个月是人际关系与边界认知。帮教小组引导他思考：如何识别权威的不当要求？当初老板安排违规工作时，明知有问题该如何拒绝？“老板让我做”从来不是免责理由。经过学习，林高旋真正理解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另外，家庭教育指导同步推进。丰台区检察院向林高旋的父母制发督促监护令和家庭教育指导令，并委托专业的家庭教育指导师陶银联合开展工作。

职业体验拓宽认知上限

　　3个月考察帮教成效显著。丰台区检察院综合评估林高旋的悔罪态度、认知转变、日常表现，确认前期矫治成果扎实、再犯风险极低。该院召开不公开听证会，在充分听取人民监督员和听证员意见后，依法对其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为确保林高旋能顺利回归社会，决定对其开展3个月的帮教。帮教方案迭代升级，增设常态化公益劳动——去养老院、儿童福利院做志愿者，让林高旋完成从“被动矫治对象”到“主动服务社会”的心态转变，进一步夯实向善内动力。

　　此外，职业规划成为这一阶段的核心重点。帮教小组问林高旋：“你想一辈子打零工，还是拥有可持续的长久职业发展？”沉默许久，林高旋说了句：“我不想一辈子这样。”

　　这句话成了转折点。丰台区检察院结合林高旋的性格特征和就业意向，协同共青团丰台区委、中共丰台区委社会工作部等单位，为林高旋争取到北京南站附近一家四星级酒店约20天的职业体验机会。

　　面试前，帮教小组成员陪同林高旋选购了他人生第一套职业装——衬衫、西裤、皮鞋。换上正装站在镜前，林高旋愣住了：“原来我也可以这么精神啊。”

　　近3周的职业体验中，林高旋第一次走进规范的职场环境：前台多为大专学历，主管有本科学历，同事日常探讨的是标准化服务流程、岗位晋升体系、长期职业规划。林高旋亲眼看到“高认知环境”和学历门槛的作用，彻底打破了他“只能靠体力打工”的认知。

　　职业体验期满，林高旋给王文元发微信：“王检察官，特别感谢您，让我看见了更好的自己。”想到同事多为大专学历，他主动问：“我能不能也提升一下学历？”

　　林高旋主动要求进步的想法让王文元特别欣慰，她第一时间约林高旋的父母面谈，从他的长远发展出发，耐心做通其父母的工作，全力支持林高旋的选择，让其报考了某大学旅游管理专业。

　　2025年10月23日，王文元收到林高旋通过微信发来的某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正式录取通知书：“谢谢您，王检察官。”

“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我不怕了”

　　林高旋发来录取消息的日子正好靠近他真实的生日日期。郭京云最后一次帮教面谈，林高旋说：“郭老师，我想好了，先把大专读下来，再考个服务管理相关的证书。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我不怕了。”

　　郭京云回忆：“林高旋说这话时眼睛里有光。那种主动规划人生的状态，和他第一次来时那种不知所措的状态判若两人。”

　　回望这一切，林高旋的转变始于那个被问“什么时候过生日”的时刻。从“没过过生日”到“知道自己未来想走哪条路”，林高旋在帮教小组和家人的共同托举下，完成了一场从茫然到清明的成长蜕变。现在，他的生活里有了比生日更确定的东西：一张录取通知书，一份职业规划表，一个能清晰说出“我不怕”的未来。

　　林高旋个案呈现的出众成效，推动了制度层面的跟进。2026年5月，丰台区检察院总结此案办理经验，签订《北京市丰台区未成年人观护帮教基地建设实施方案》，为后续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工作奠定了制度基础。此案也入选了北京市检察院、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选编的《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加强社会服务工作的典型案例》。

　　社工事务所在结案总结中写道：“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不仅是‘纠错’，更是‘培优’——帮助涉罪未成年人把原本就有的责任心、上进心，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制度设计也应当朝着这个方向不断优化。”

　　如今，林高旋已经是旅游管理专业的一名在读学生。他的微信头像是一张自己拍的户外爬山的照片——北京西山，阳光穿过树梢，洒在一条蜿蜒的小路上。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本文有删减，更多内容请关注《方圆》7月下期）

　　本文杂志原标题：《少年归航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