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渎职犯罪惩戒、打击不力，绝不是简单地工作态度问题，它直接挑战法律的权威和公正，法律一旦失支了权威，什么预防，什么教育，统统都是空话。严厉查处犯罪才能维护法律的权威，这才是最大的预防。在渎职犯罪高发期，治乱要用重典，所制订的法规要加大惩罚的力度，量纪量刑要从重，要增加渎职犯罪的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
尽管见死不救的事情屡屡发生，人们早已进入“审丑疲劳”，但每每曝出此类新闻，人们总不免义愤填膺一阵子。然而，宜宾的见死不救同北京的见死不救不具可比性，尽管北京那个打捞队的行为可能更令人不齿，但同是漠视生命、良知缺失，一个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一个却是已经涉嫌渎职。
郑筱萸一审被判处死刑说明什么？
郑筱萸一审被判死刑，这一消息，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大快人心，对其本人来说是罪有应得。郑筱萸较之一些同职级的腐败官员，他贪的钱并不是最多的，为什么却被施以重刑，这到底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公费旅游“体制化”最可怕
公费旅游的“体制化”，不再仅限于官员内部，已经扩散到了整个社会范围。某种意义上，公众的“审丑疲劳”也是一种被“体制化”的表现，是对自我权利的放逐和背叛。公众的不生气或者只生闷气，间接赋予了公费旅游“合理性”，是其日渐猖狂的重要资本。卢梭说，“第一代奴隶的懦弱成全了奴隶制”，正是这个意思。
查处商业贿赂案，也可以搞“外宾优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