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限牌”为何会成为一个秘密,甚至对公众保密,倒是更显得不可思议。
一
继北京、上海、广州、天津之后,杭州也加入小客车限牌政策城市行列。据《浙江日报》报道,自2014年3月26日零时起,杭州在全市实行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采取通过限购控制总量和“错峰限行”调整的双重措施。
二
一份与当天发布会材料如出一撤的“新闻通稿”在限牌前夕便疯传网络,从而引发公众对政府消息被泄的质疑。消息怎么泄漏出去的,政府方面表示会追查消息泄漏的原因。
    以牺牲公信为代价的限牌,是时候加以反思了。限牌作为治理空气污染的权宜之计,或许不得不做,但是,在做的过程中,也得遵守基本的法治底线,摒弃简单粗暴的做法。
一
有媒体报道,此前杭州有“神秘买家”突击买进100多辆车,该土豪总计屯了千余车牌。很多网友也追问,他是有内幕消息的投资,还是看风向的“豪赌”?
二
无论出尔反尔还是搞突袭,城市政府可能会说有“苦衷”,担心提前泄露限牌消息,会导致购车量的爆发式增长。但问题在于,似是而非的各种谣传,已经数次催热杭州车市,让很多市民把买车计划提前。
    任何攸关民众利益的公共政策调整,都必须确保完全的透明度,在政策调整与决策的过程中,更应保证权利相关人的充分参与其中的博弈。
一
天津市限牌措施,公布于2013年12月15日19时,自12月16日零时施行。
二
2012年6月30日21时,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7月1日零时,对全市中小客车试行总量适度调控管理。
  现代治理体系好比一架精密而复杂的机器,运行得合法、顺畅、高效并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离不开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系统治理。在利益分层日益细化、需求日益多元的复杂态势下协调各方利益,需要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的局面,而不是“关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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