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浩浩汤汤的媒体监督大战,不可谓之不壮观,在一篇篇“檄文“的”讨伐“下,农夫山泉迫起反击,并在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遭受了不公平的舆论暴力。双方争辩的事实究竟是何,淹没于舆论声浪之中。

  “连续27天,《京华时报》用了67个版面”

  4月10日《京华时报》刊发报道《农夫山泉被指标准不如自来水》,报道引用业内人士说法:“农夫山泉瓶装水的生产标准还不如自来水“。

  “标准门”事件发生之后,《京华时报》进行了持续追踪报道:4月12日,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饮水专业委员会确认,农夫山泉执行的标准确实不如自来水标准;4月17日,消费者因标准问题起诉农夫山泉;4月19日,浙江省卫生厅回应称浙江地标必须与国标一致;5月3日,《京华时报》报道称北京市桶装水销售协会通知下架农夫山泉桶装水;5月6日,北京市质监局介入调查,农夫山泉桶装水因标准问题停产……

  “人在做、天在看”

  标准门”事件发生之初,农夫山泉连发四次声明,称其产品检测结果全面优于国家自来水标准,“标准门”是有幕后推手蓄意策划。农夫山泉还以“人在做、天在看”为主题,在全国多家报纸上刊登整版广告自证清白,并公布了美国国家测试实验室对农夫山泉产品全套产品质量检测报告。

  然而,农夫山泉的回应却遭遇到更多的质疑之声:农夫山泉在全国数百家传统媒体还有网媒购买广告的行为被认为属于谩骂和不理性,美国实验室的检测报告被认为是过时的和不权威,指责竞争对手被认为是转移视听和推卸责任。

  直到5月6日,钟睒睒终于选择了直面媒体和公众。新闻发布会上,他将矛头再次对准《京华时报》,认为4月10日到5月6日的连续27天,《京华时报》用了67个版面,反反复复地报道,开创了一家媒体批评一个企业的新闻纪录。

  与此同时,农夫山泉宣布已经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京华时报》赔偿名誉权损失6000万元。 【详细

  政府机构、行业协会陆续进驻舆论场   

  4月10日,浙江省质监局食品监督管理处处长周晓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三份标准(《瓶(桶)装饮用水卫生标准》国家标准GB19298-2003;浙江省标准DB33/383-2005;广东省标准DBS44/001-2011)中微生物指标完全相同“,报道称,国家标准GB19298-2003出台后,地方标准比国家标准还严苛。《京华时报》称周晓林处长的说法是为”瓶装水正名“。

  4月12日,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健康饮水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马锦亚在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称,农夫山泉执行的标准的确不如自来水标准,他表示,任何瓶装水企业都必须以国家强制性标注——GB5749为底线。

  14日,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发文,对其会员企业农夫山泉始终不认错的强硬态度严厉批评,并在此确认,农夫山泉执行的产品标准不如自来水标准,有待于修正提高,同时该协会还指出地方政府涉嫌袒护作家。

  一场舆论场的大战就此拉开。

一
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中国大陆的饮用水生产企业,成立于1996年9月26日,原名为“浙江千岛湖养生堂饮用水有限公司”,所在地为杭州,是养生堂旗下的控股公司。公司拥有“农夫山泉”品牌,以“农夫山泉有点甜”的广告语而闻名于全国各地。
二
2001年,人民日报旗下的京华时报社,在北京报业市场率先试水,集纳社会资金,以全新的机制引领中国报业改革,获得巨大成功;2011年,进入北京元年的京华时报社,完成了她的十年的积累和铺垫,“目前已占北京早报市场70%以上的市场份额”。

  不得不提及的市场之殇——产品标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市场标准显得尤为混乱,不少跨国企业的产品标准虽然内外有别,却依然游离法律惩罚之外;不少标准落更是后于经济发展几十年,这些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浙江“DB33/383-2005”标准

  根据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相关文件的说明,浙江`“DB33/383-2005”由2005年10月13日发布,该标准是瓶装饮用天然水的浙江省地方标准,自2006年1月1日实施。根据前言内容,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包括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公正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说,农夫山泉是唯一的参与标准制定的饮用水生产企业。

  标准中规定有些指标不仅不及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而且与过去的浙江标准相比,也是逊色不少,《京华时报》4月10日的文章中指出,在2002年标准中,镉指标为≤0.005mg/L,而现行标准比旧标准要放宽一倍;而在微生物检测方面,2002年标准中对成品水中的霉菌和酵母菌的检测要求为“不得检出”,而在2005年标准中,该要求被改为“霉菌≤10cfu/ml,酵母≤10cfu/ml。 【详细

  利益集团“绑架”,标准势必不会太高

  按照正常推理,农夫山泉公司参与制定标准,并不等于标准必然降低,但基于前车之鉴,但凡有企业参与制定标准,就很难有高标准。有网友称,企业制定所属行业标准无异于自己出题自己考试,永远是满分!其实更准确的表达也许是自己制定标准,就是自己出题自己考试,然后自己阅卷,如此予取予求,不仅失去公信力,而且极易坑害公共利益。

  一个众所周知的案例是,根据我国最新奶业安全标准可知,每毫升牛奶中的菌落总数标准由原来的50万上升到了200万,比美国、欧盟10万的标准高出20倍!牛奶国标如此之低,谁在作祟?据广州市奶业协会会长王丁棉透露:“中国乳品标准创全球最差标准,标准制定被大企业所左右。”如果利益集团“绑架”了标准制定,标准势必不会太高。【详细

二
“作为裁判员,请不要再当运动员”这样的“规劝”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中,频发出现,特别是一些与行政权力相联系的相关活动。在网民看来,既然作为运动员,就失去了裁判员的资格,这样的规定既是竞争比赛的要求,亦是公平比赛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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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绑架行业标准,这样的事例在当下中国并不少见。在牛奶行业举办的一场内部研讨会,上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丁棉认为我国现有的奶业标准全球最低,主要是因为被个别大企业绑架;而内蒙古奶协秘书长那丁木德则认为,制定牛奶质量标准要从国情出发。

  作为市场经济强势地位的企业似乎很少出现被一家媒体“死磕”的情况,在将近一个月的“穷追猛打”下,农夫山泉自称“员工们不能以正常的心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决定退出北京市场。《京华时报》,真的做错了么?

  我们为何不懈追问农夫“标准”

  面对可能的企业生产失范和标准执法疏漏,媒体监督的价值更加凸显。我们对农夫山泉“标准门”的不懈追问,即是本着公共监督的职责,从普遍正义原则出发,厘清产品标准在企业生产中的重要价值。

  近一个月以来,面对舆论对标准问题的持续质疑,农夫山泉一味回避,使得“标准门”不断发酵。北京市质监局证实,因“标准”问题农夫山泉桶装水已在本市停止生产;市桶装水销售协会也发出通知,建议下架农夫山泉桶装水。

  这样的后果实乃企业漠视舆论监督所致,但却并非舆论监督所愿。无论是媒体还是民众,质疑的意图旨在获知幕后真相,纠正标准错误,推动质量进步,而不是要打倒哪一个品牌。遗憾的是,一开始农夫山泉就低估了标准在产品质量方面的重要意义。 【详细

  把监督斥为暴力,才是真暴力

  在农夫山泉的发布会上,钟睒睒称,“农夫山泉决定不会为舆论暴力低头,也不会为自己的尊严失去颜面”。这话值得推敲,首先,何谓尊严?尊重消费者,遵纪守法,严格执行国标,赢得消费者的尊重才有尊严可言;二是何谓舆论暴力?把舆论监督当成暴力,这不仅是对监督的刻意误读,更是泛暴力化。监督是媒体的责任,监督对象也不只是企业,怎么对农夫山泉的监督就变成了“暴力”?如果农夫山泉从一开始就直面标准这一关键问题,而不是指责媒体刻意“发难”,媒体怎么会有持续跟进报道的必要?

  钟睒睒有不短的媒体从业经历,不可能不知道监督的真义。把批评当成暴力,把监督当成压制,甚至指责京华时报不该自称“党的一家负有社会责任的媒体”,因为“党是一个伟大光荣的整体,我们认为每一个单位不能借党的名义压制被批评者……”这就有些深文周纳,恶意污名化监督了。如此扣帽子,其实质是拒绝监督。难道媒体只能给企业唱赞歌?

  把监督斥为暴力,才是真暴力,也是不负责任的。有论者说过,舆情不是“敌情”,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舆论监督也是正面报道”。媒体监督不是破坏而是重建,不是摧毁而是推动,善待媒体监督,尊重媒体监督,企业才能走得更稳健。 【详细

  社会监督与企业内控之外,政府监管不应缺位

  双方这样争来争去,相信大多数消费者都没听明白。当然大家也没办法弄明白,因为这是一场拉锯战,且标准之争所涉内容非常专业,消费者毕竟并非个个都是专家,无从判断谁是谁非。消费者只想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这水到底能不能喝。很遗憾,水和媒体的交锋将近一个月,答案还没弄清楚,农夫山泉已经决定关闭在北京的工厂了。

  出现这种局面,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相关职能部门一直没有现身和发声,他们似乎与消费者一样,在旁边瞧热闹。假如两支球队在比赛过程中,因一方犯规而引发斗殴,必然会有裁判站出来主持公理。假如没有裁判,或裁判也在旁边瞧热闹,那么打球就会变成打人,比赛变成全武行。 【详细

一
5月6日,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召开“饮用天然水标准新闻发布会”。会议进行至媒体提问环节,京华时报记者准备就农夫山泉董事长的无理抨击进行纠正,发布会现场突然冒出“滚出去!”的喊声。据现场目击者及凤凰网报道指出,大喊“滚出去”的是农夫山泉的工作人员。
一
有关舆论暴力或者舆论压力的事件,在当下并不少见,特别是药家鑫实践中,在未经法庭审理,全社会已然形成了“杀无赦”的呼声,虽然,我们坚信司法公正,相信法官的智慧与法律的尊严,但媒体、舆论的声音至少淹没了理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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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媒体的社会监督,一个负责的食品安全企业应该怀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胸怀;对于社会各界的质疑,更应采取积极的行为,通过及时的沟通、具体的解释来回应社会的关切。如果说京华时报的“67版报道”的确是一场“舆论暴力”的话,那么农夫山泉退出北京市场,关闭消费者大门的做法是否更是一场“暴力”?口口声声的社会责任去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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