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南京周久耕事件后一些官员开始有意识地抽“反包白条”烟,杨达才事件之后一些官员开始尽可能检点行装那样,雷政富事件固然也会成为一个“及时的警醒”。但是它除了提醒一些有特殊兴趣的官员从此“多长个心眼”之外,并无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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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1月20日网上发文、图片及视频链接,称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包养情妇并与之淫乱,被转发后迅速成为微博热点话题,再到11月23日重庆市纪委调查核实,不雅视频中的男性为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免去其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并对其立案调查,媒体普遍称“微反应”63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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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叔”是如何被发现的?据了解,此前有网帖提供的广州市房管部门制作的《个人名下房地产登记情况查询证明》显示,蔡彬及其家庭成员共有21套房产,包括别墅、住宅、商铺、厂房、车位,市价达4000余万元。但蔡彬只向上级部门申报了2套,存在明显的瞒报行为,严重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地方政府部门应顺应潮流和民意,积极看待网络反腐,依法调查,快速回应。一个明智的政府部门,没有理由不重视网络反腐,也不会坐等某一网络反腐事件持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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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事故现场露出不合时宜的“微笑”(如图),被网民围观,继而被扒出佩戴多款价值不菲的名表,又因回应言辞欠妥陷入诚信危机,再因眼镜、皮带等昂贵饰物被接力曝光催生腐败疑云,直至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撤职——短短27天,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的落马让社会各界再次目睹了网络反腐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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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江宁区房管局局长周久耕因“天价烟事件”受网民“追捧”。此事因网络持续发酵,周局长被组织上查出严重贪污腐败而遭撤职。

    雷政富被立案侦查的意义远远超出个案,其为我们树立了官方作为与微博舆论良性互动的运作模式:从原来的排斥到现在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种模切的转变不仅体现了官方对于民间舆论的尊重,更是彰显了反腐败斗争的决心。

  网络反腐,制度化反腐的机遇和挑战

  必须看到,我们的制度建设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例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依然仅仅停留在官员的“自觉”申报阶段,缺乏公示与监督环节;行政权力依然存在很多的“寻租”空间从而导致“潜规则”盛行。值得欣慰的是,现代网络技术的发达和金融工具的信息化,已经使得无论是来自于制度内的自我监督还是来自于体制外的社会监督都具备了可操作的技术条件。如果体制内的制度化监督不能快速突破而常常被一个个成功的网络反腐事件屡屡走在前面,不能不说是一种制度的悲哀与尴尬,而且也会对党和政府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网络反腐热潮的兴起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机遇意味着社会化监督为我们提供了传统信访、举报等监督手段所不具备的信息优势,同时也为反腐败职能部门排除一些内部干扰提供了“靠山”和“平台”。反腐败职能部门的监督本质上是一种体制内的监督,在正常监督过程中难免会受到方方面面人情与利益关系的掣肘,常常面临巨大的压力。但由于网络所提供的社会监督平台的力量,使得内部监督往往同时也面临着被社会舆论监督的可能。它一方面可以使反腐败职能部门在工作中适当减轻自身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得来自利益关系的干扰与掣肘有所顾忌。而巨大的挑战则意味着,如果反腐败职能部门不能在民意面前坚决监督与查处那些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将对党和政府的声誉甚至执政地位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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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网曝浙江桐乡市公证处领导年薪达80万元,以及公证协会曾花16万元赴阳澄湖吃大闸蟹等问题,桐乡有关方面22日表示,经初步查明,公证处存在工资发放违规以及其他违反财经纪律的问题,公证处主任沈吉龙和市司法局分管副局长朱莉萍被停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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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已对官场生态形成巨大压力,它对腐败的触动正在超过体制内现有的任何单项约束。它未来的反腐作为更有着十分辽阔的想象和实践空间,中国的反腐败格局有可能出现质的重组。

    体制内外本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微博监督也正因官方越来越积极的互动而得以结出正果。今后的微博监督也应是既独立又与体制内监督融会贯通的单元,它应当促进廉政的出现,推动国家的前进,而不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由于环境的无法跟进而造成凝聚力的撕裂。必须说,官方的跟进是决定性的,只有跟进了,才有把握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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